不可，但答案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这个不愿接受的答案就是辛稼轩有贪污行为。

辛弃疾的贪污行为，时人早就义正词严地指出来了，他的几次离职据说都与此脱不了干系。孝宗淳熙八年(1181），辛稼轩在江西安抚使任，同年十一月，改除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还没赴任，就被御史王蔺弹劾免职，罪名则是“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王蔺把“严刑峻法”还放在“横征暴敛”之后，可见他认为若是一片为公而“严刑峻法”，罪尚可恕；若是因贪污而残暴，就是罪大恶极了。同在这一年，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写给他一封信，语气沉重地描述了下层官吏残暴贪婪的情形:

县邑之间，贪饕矫虔之吏，方且用吾君惩恶之具以逞私济欲，置民于囹圄、械击、鞭箠之间，残其支体，竭其膏血，头会箕敛，槌骨沥髓，与奸胥猾徒厌饫咆哮。其上巧为文书，转移出没，以欺上府。操其奇赢，为上府之左右缔交合党，以蔽上府之耳目。田亩之民，刼于刑威，小吏下片纸，因累累如驱羊。刼于庭庑械击之威，心悸股栗，箠楚之惨，号呼吁天，隳家破产，质妻鬻子，仅以自免，而曾不得执一字符

以赴诉于上。（《象山先生全集》卷五）

陆九渊愤激地指出:“今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无几，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万矣。”罗教授说:“其实当时政治腐败，贪污成风，不独江西一路为然，以稼轩的精明能干，断无不知之理；以他那种敢作敢为的个性，也不会因为有所顾忌而隐忍姑息。那么是不是另有乾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也就是在同一年，辛稼轩用商船贩运牛皮，路经南康军，被朱熹截获，朱熹《与黄商伯书》记载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辛帅之客舟贩牛皮过此，挂江西安抚占牌，以帟幕蒙蔽船窗甚密，而守卒仅三数辈。初不肯令搜检。既得此物，则持帅引来，云发赴浙东总所。见其不成行径，已令拘没入官。昨得辛书，却云军中收买。势不为已甚，当给还之，然亦殊不便也。(《朱文公大全集·别集》卷六)

光宗绍熙五年(1194）秋天，辛弃疾在福建安抚使任上时，被谏官黄艾弹劾他“残酷贪饕，奸赃狼籍”。次年冬天，御史中丞何澹斥责他“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宁宗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复起知隆兴府，“

以臣僚言弃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又被免官。在那样一个时代，贪污等罪名也可能是政敌的诬陷。不过，一再成为把柄，似乎也说明问题比较严重。

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非常不同意香港大学罗教授的看法。他的直接证据是辛弃疾所拥有的庄园规模并不大，“在宋代，凡被称做田庄或庄园的，主要都是以大片的农田（起码要几百亩）为主，再配合一些附属的建筑物如碓房、粮仓、牛棚、打谷场和庄丁的居舍等等，而辛家的带湖居第，则只是附有小园林的一个宅院。罗教授称之为大田庄或大庄园，是根本不对头的。”

邓广铭教授不仅对罗教授的结论表示质疑，而且对南宋洪迈的记述以及朱熹的见闻表示怀疑。作为文学家所写的那个《稼轩记》能够作为史料么？哪个文人在写这类应景文字时没有自己的想象与夸张呢？邓老质问说，洪迈所见到的只是一个施工设计图，或许文章的那些建筑只是规划项目，只是空中楼阁。邓老还指出，为什么只有朱熹感叹辛稼轩的庄园华丽，而同时代的其他人尤其是与辛稼轩交往密切的上饶朋友都不置一词呢？

辛稼轩的“稼轩庄园”究竟有多大？辛稼轩究竟有没有贪污行为？这都是严

肃的学术问题，需要深入的探讨。辛稼轩自己的态度似乎也比较矛盾，一方面他有读书人的清高，反复表白自己对功名富贵弃之如旧鞋子，“富贵非吾愿，皇皇乎欲何之？正万籁都沉，月明中夜，心弥万里清水”（《哨遍·秋水观》）；另一方面，他对富贵的生活似乎兴趣很浓，“一杯莫落他人后，富贵功名寿”、“向人间，长富贵，地仙行”。哪方面是他真实的想法呢，或许两者都是。他鄙视富贵，也不能说明他的日子一定很清贫，“老子平生，元自有金盘华屋”（《满江红·呈赵晋臣敷文》，可见他的确发达过。即使隐居在上饶，他的日子过得不好不坏，不咸不淡，看这首《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

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

当个小地主——也有可能是大地主，收收租子，然后就狂饮暴食，然后就游山逛水，然后就倒头大睡。管竹管山管水，这日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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