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1946年8月16日，早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看到溥仪的时候，溥仪情绪激动，拉着他的手失声痛哭，管他叫“同志”，这让向哲浚始料未及。向哲浚回忆说：“我记得头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看见我好像顾虑重重，因为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他担心中国是不是要审判他。”向哲浚告诉溥仪，要放下包袱，好好到法庭上去。



中国末代皇帝将在国际军事法庭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空前的，这也是末代皇帝溥仪沉寂五年后首次回到公众的视野。溥仪的出庭引发了全世界媒体史无前例的关注。日本的《朝日新闻》把溥仪的出庭说成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天的法庭也显得极为拥挤，记者席上早已坐满了各种肤色的手持摄影机和记录本的记者；连台阶上边的旁听席也拥挤不堪。







拿木头做了麻将，和军部大臣、教育大臣和农业大臣四个人凑一桌，天天打

麻将；日本人就爱打扑克牌、下围棋；王之佑（伪满官员）会说书，现编现讲，一天讲那么个二三十分钟给大伙听听，今天大破什么镇，明儿讲大获什么岛。爱干什么干什么，没人管。”



与伪满大臣的冷漠不一样，侄子毓喦和皇室家族的其他族人们对这位同为“战俘”的溥仪依然尊敬有加，“我们这几个人伺候他，小奴才，死心塌地的。他吃饭，我们上食堂去，把这饭拿个盘给端回来，端到屋里边，他一个人单吃；喝水，我们拿壶给他打开水；衣服给他洗，铺铺床、叠叠被，也还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末代皇帝在红色的苏联并未受到太多的刁难。相反苏联方面还在衣、食、住、劳动方面给予了溥仪优待。他们特意为溥仪安排了单间居住，甚至还配备了佣人帮助溥仪料理起居。苏联人在溥仪的住处里摆放了不少红色书籍供溥仪“学习”。斯大林、列宁，对于这些陌生的名字溥仪没有一点兴趣。他的侄子毓喦看到好奇想翻一翻，被溥仪白了一眼。



“什么斯大林、列宁，哪知道啊？那会看到书才慢慢知道，瞧见挺新鲜的，没接触过，”毓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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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说，“我想瞧瞧列宁长什么模样、斯大林是怎么回事，就翻翻书。溥仪看到我翻书，一脸不高兴，还念呢，学共产主义党，学共产党的书了，你不是造反了！”



溥仪的特权甚至延伸到了马列主义思想和联共党史的学习课堂上。几个侄子为他单独放了一个大一些的椅子，让他坐得更舒服一些，还要沏上茶；领头读报、读书的人还得首先向他报告，他点了头，才可以开始学习。



熬过了每天例行的学习，算卦可以说是溥仪的一点可怜的精神生活。“他在屋里头算卦，我们在门口得看着，放哨。”毓喦回忆说，“跪在床上算卦，拿着铜钱，哗啦哗啦在那摇晃。苏联兵来了，他就把钱收起来在那坐着，假装没事。苏联兵一看没事，走了。他就接着算卦。”



早晨算得好卦就有了希望，得到了安慰，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得上吉之卦，决不罢休”。这点希望和安慰似乎只是当日有效，因为第二天又重新算起来，而昨

天的希望和安慰都已经破灭了。



溥仪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溥仪越发感觉到自己未来的处境不妙。“那一天他算了一卦，那卦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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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云秋后治’”， 毓喦回忆说，“这秋后的话，不可能有什么好消息。他就整天净琢磨这些个。”



这天，溥仪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给斯大林上书，要求留在苏联。



“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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