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朱德在北京玉泉山居住。

自从“文革”开始，他就常住市郊的别墅里。他和以前一样，对中南海的事情不太深究，对会议桌以外的事情就更不打听了。尽管他每年要多次下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但对中央内部核心机密却知之甚少，他也不打听，不传说。

“文革”小组成立后，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孤陋寡闻”了。

然而老帅的心一天也没有沉默过，面对纷乱的局势，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他不理解！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这个激烈的字眼？他多次将这种不理解在各种会议上提出来。然而他的困惑在这特殊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一组不和谐的音符，对于燃烧起的熊熊烈火也无疑是杯水车薪。

可是朱德固执地又一次将这种不理解，带到了中央召开的会议上。

“在这次运动中我觉得我们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搞大串联……我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出乱子……”

我的天！都什么时候了，老总还

讲这话？会上的人为朱老总捏了把汗。

朱德也不管别人的神色，一味按照自己思路往下说:“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了！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走了……这是问题啊，要想法解决好！”

和“中央文革小组”唱对台戏的结果，只能是把自己往老虎嘴里送。

没有多久，在文革、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挂帅，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很快，“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的标语布满北京街头。

朱德一声不吭，让康克清在中南海“留守”，他自己带着秘书、警卫到郊区玉泉山的别墅里居住，离开漫天的大字报和刺耳的高音喇叭，眼不见心不烦嘛。他在宁静的玉泉山不是埋头爬山，就是和身边工作人员下棋，晚上看些文件，整天不说不笑，闷声闷气地打发时光。

一天上午，他突然接到康克清从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是大字报贴到了中南海里边，贴到了家门口，叫他赶快回去看看。

朱德坐不住，连忙赶回中南海，汽车才进中南海西门，就远远看见白花花的大字报贴的到处都是，红墙白纸黑字，在冰凉的阳光下格外扎眼，像张牙舞爪的手臂把老帅的心揪了起来……这是中国政治中心啊！哪儿乱都不能乱到中南海里啊！

车子靠近家门，老远看见夫人康克清站在门口等他，疲惫的脸上流露出焦虑，看见朱德的汽车，她连忙迎了上去。

朱德下车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安慰康克清。

朱德看完大字报回到书房里，一看康克清正用忧虑的眼神看着他，他竟然淡淡一笑。“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嘛，他们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打倒，个个都倒不了；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啦！”

一直悬心的康克清见朱老总不以为然，不由得也松了口气。她和丈夫相伴了40年，走过风风雨雨漫长路途，她非常了解朱德，对事物和时事有他准确的判断，只要他说没有关系，那么就一定不会有事情的！

尽管门外的大字报还在不断更新，红色叉叉还在延续，房子里面的朱德依然平静地生活和工作。早晨散步时，他常驻足在批判自己

的大字报前仔细阅读，读到胡说八道离谱处，还会发出笑声。

看来大字报不足以将这个老帅扳倒，“*”小组决定斗争形式升级，一场批斗朱德的大会在首都体育场紧锣密鼓准备着……

中南海红墙变成了难以逾越的万重高山，传达室成为父女见面的温暖“山口”

中南海里有人贴朱德大字报的事情传到了他女儿朱敏的耳朵里，这位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的知识分子，只觉得急火攻心。心想，爹爹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万一忍受不了这些侮辱性攻击，说句不好听的，蒋介石那时的污蔑都没有现在这样离谱。爹爹多病的身体万一顶不住发生意外，我们做儿女的如何面对这幕悲剧？

她越想越着急，越想越放心不下……

那时可不是现在，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那时私人住宅几乎都没有电话。办公室里的电话又不敢使用，让别人知道她还在和漫天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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