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活泼大方的艺术表现形式。服饰图案受秦瓦当艺术的影响，开始注重艺术形象的整体性，而不是拘泥于细部和局部的刻画。在艺术处理上，多用以少胜多、以虚带实、造型概括逼真的对比手法来表现那种简洁淳厚的美。 这种风格上的大起大落与当时人们的思想活跃是分不开的，这说明，文化上的进步必然在物质上得以表现。如果说战国以前服饰图案以严谨规划为特点的话，那么秦统一后，服饰图案则以明朗、大方、活泼、奔放来表现生活。

“飞鸿延年”图是图文并茂的典型的吉祥语瓦当。画面用一个飞着的鸿雁颈将“延年”二字隔于两侧，很自然地分割成两半，这与我国中轴线式的对称美相吻合。鸿雁呈十字形翱翔姿态，大方、洒脱、奔放。雁的颈夸张得很长，头部一直伸向瓦的上方，呈鸣叫状，似乎让人听到雁鸣的声音，这种声形结合的画面足见构思巧妙。“延年”二字呈方形，平正、稳定，整个图案圆中见方，曲线、直线、弧线经营巧妙，动静结合得体，对称中有变化，显得均衡、富丽、神奇，给人以视觉和心理上的美感享受，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经过长期战乱后要求“康宁”的心理。秦的云纹瓦当风格给人以大气、广博的感觉，充分发挥了线的艺术特点，厚重深沉中求轻盈，在

力度刚劲中求活泼。这些云纹图案依据“云”的自然变化规律强调了一个“变”字，猛一看好像相同，但仔细品味则各有独特风格。这种瓦当图案，在清代的服装上得到了运用。 　　汉代服饰图案 　　汉代延续战国时期的服饰风格，在图案的追求上更加趋于大气、明快、简练、多变。从鞋的变化上看，已接近我们现代鞋和靴的样式，说明那时的服饰是较发达的。此时，在服饰面料图案的装饰上，一改商、周代中心对称、反复连续图案的组织形式，而是以重叠缠绕、上下穿插、四面延展的构图出现了，并以幻想和浪漫主义手法，不拘一格地进行变形，形成了活泼的云纹、鸟纹和龙纹图案。其特色是用流动的弧线上下左右任意延伸，转折处线条加粗或加小块面，强调了动态线，丰富了形象。

这类自由式的云纹图案所表现的独特之处就是和动物巧妙地结合。在弧形的云纹头部加上一个鸟头，末端画条曲线，就成为一只昂首的飞鸟形象了，但它又隐含云纹图案的印迹。这别出心裁的构思和表现手法，属于大胆的艺术夸张，饶有风趣。这种云纹图案在服饰运用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中所绘形象，身着的衣服图案是“s”形云纹。这种“s”形图案具有左右上下互相呼应

、回旋的生动的特点。其线条粗细搭配、 　　大小穿插，在对比统一的图案形式美的法则中，有了新的创造。汉代的织绣工艺表明，这一时期是我国染织史上第一个兴盛期，织物品种与纹样布局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就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云纹图案来看，其线条舒展流畅，动感强，用的都是“s”形。由此可见，汉代云纹图案在此时有了新发展，即在上下左右任意延伸的线条中产生了虚实相间的节奏，又以自由延伸的“s”形骨架表现一种大气、协调的美感，为后期的艺术造型设计奠定了基础。 以轻盈、精巧、别致而著称的漆器工艺在汉代也达到了顶峰。其工艺制作精密，装饰纹样主要也是舒展、流动的变形云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但漆器工艺品上较多的是云纹。

汉代在服饰图案的色彩运用上，主要以对比为主，强调明快、醒目、艳丽，表现了素中见华美的特点。这种特点在现代服饰设计中也为人们所运用。汉代，服饰图案除了十二章纹样的继续延用外，服饰作为统治阶级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意义更加浓厚了。为此，各种手工业者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在服饰图案的设计上更加追求艺术的审美价值了，所反映的图案已不仅仅是满足于各种自然物象的变形，而是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在图案造型的选择上，突出了龙、凤的寓意。 　　从图案的造型也可看出，当时的龙、凤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了。在服饰图案的表现上，龙、凤纹样不仅具有了很强的工艺化、装饰化特点，更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在设计上也更加追求艺术造型的完美性了。综上所述表明，服饰图案的运用经历了最原始的一种蒙昧美的追求，图腾的崇拜，权力、地位的象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已经达到了人的主观上的艺术加工、创造的境地。也就是说，图案作为服饰装饰不单单是美的象征，而是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它的艺术欣赏价值，尽管它蒙上了一层权力等级的色彩(即阶级的色彩)。为此我们说，服饰图案的运用到了汉代时，已经有了较高的艺术表现力。

唐代服饰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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