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是有些宫女就在自家宫门前插上竹叶，地面洒上盐水，好引诱皇帝的羊车前来。估计最终自然是群起效尤，于是宫内竹叶片片，盐路条条，羊儿越来越肥，司马越来越瘦……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响应。变着法子寻开心，自然是花钱如流水，虽然天下统一后纳税人增加了一倍，可司马炎还是觉得钱不够花，卖官鬻爵就成了敛财捷径。

有一次，司马炎主持祭祀典礼后，兴致高昂，随口问身边陪同的司隶校尉刘毅道:“朕与汉朝的皇帝相比，可与谁齐名啊？”刘毅倒是个有胆色的臣子，回道:“汉桓帝、汉灵帝。”桓、灵二帝被公认是东汉的亡国罪人，正骄矜自得的司马炎当然很生气:“怎么能把朕与这两个昏君相比呢？”刘毅回答说:“桓、灵二帝卖官的钱入了官库，陛下卖官的钱进了自己的腰包，从这方面看，您还不如桓、灵二帝呢。”司马炎气乐了，笑道:“桓、灵之世，没有谁敢说这样的真话，现在朕有你这样忠直的臣子，毕竟还是比他们强啊。”

由此可见司马炎颇有自我解嘲的幽默感，自满而不失厚道，荒唐却绝不昏聩。但上既有荒唐的君主，下自有荒唐的臣子。石崇不过是晋国的一个中级官僚（散骑常侍），就如此狂乱

纵欲变态浪费，宰相级别的高级官员就更不用说了。宰相何曾每天要吃掉上万钱，还总埋怨没有可口的菜，无处下筷子。以当时的购买力，一万钱相当于一千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他儿子何劭更有出息，“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每天的餐费是他老爸的两倍。

司马炎有次驾临驸马王济家，王济盛宴款待，用的都是琉璃器具，100多名美女穿着绫罗绸缎，手托着食物列队伺候。乳猪的味道异常鲜美，引起司马炎的好奇，询问个中秘诀。王济解释说他家的小猪是用人奶喂养大的。

司马炎觉得自己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倒还不如这帮家伙会享受生活，因此心觉不忿，没吃完就走了。这还不算什么，王济喜欢遛马，就在地皮最贵的北氓山下买了一大片地方作跑马场，用编织起来的金钱铺满界沟，时人称之“金沟”。

士族过着奢侈的生活，人民自然受到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因为天灾尚有时日，奢侈之风则没有止境。

除了像王恺、石崇这一类变态行径外，还有另一种荒唐行径，就是吃饱了饭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胡乱吹牛，尽扯些脱离实际、

荒诞无稽的奇谈怪论，是为“清谈”。竹林七贤实是首开清谈之滥觞者，但西晋初期，阮籍、嵇康等人为了逃避政治杀戮，装疯卖傻，空谈玄远，尚情有可原。

而值此四海归一，政局稳定之时，本当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可这些朝廷精英们却个个变成了大哲学家和大诗人，成天手执麈尾，峨冠博带，剃面熏香，望之如神仙中人，以政事为“俗务”，玩命地钻研老庄玄言。例如尚书令王衍“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这就是成语“信口雌黄”的出处了。

要命的是，他们并非乡野隐士，崇尚清谈，纵无益于国计民生，也无什么大害；而他们多是达官权臣，“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是世人表率，学习榜样，负有济世安民之重任，却不屑综理时务而一味崇尚虚无、清谈玄远。

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滋生。后人批评晋人清谈误国非是无因。连王衍自己临死前都有觉悟:“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可惜悔之晚矣。

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各级官吏都是这副荒唐变态的德行。虽然也有个别清醒的大臣如傅咸等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对西晋王朝从一开始

就弥漫着的荒唐风气采取了纵容态度，非但无意制止，有时反倒推波助澜。即使连自己都对某些过分变态的行径难以容忍时，却也不去追究。正所谓“善善而不能从，恶恶而不能去 ”，司马炎的这种性格缺陷，也使他在安排继承人及顾命大臣这样关乎国运的大事上犯下了严重错误。他完全是个傀儡，国家政事一件也管不了，却闹出不少笑话来。有一次，他在御花园里玩，正是初夏季节，池塘边草丛间响起阵阵蛙鸣。晋惠帝呆头呆脑地问道:“这些小东西，是为官叫呢，还是为私叫呢？”身边的太监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作答。有个机灵的太监一本正经地说:“在官地里的为官家，在私地里的为私家。”有一年，某地闹饥荒，地方官员上报灾情，说灾区百姓饿死许多。晋惠帝就奇怪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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