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悟了。也许，这就是“老先生”为什么常向她念叨白什么诗人(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尽管她读书不多，但她毕竟不是那种不开窍的木头疙瘩。





怀疑、震惊、内疚、不知所措……潘兰珍望着照片，读着文字——这又是一场灾难了。特务，枪，血，这些都与“共匪”紧密相连的呵！而老头子却是“共匪首领”，这是要杀头的了！





白色恐怖，谈“共”色变。同居、口角、出走，一刀两断乘机远遁该有多么充分的逃避与明哲保身的理由！





“阿拉该怎么办？”突发的灾难顿时扫平了因口角造成的怨气，她只感到老头子的可怜无助，自己些许的安慰都将是他绝难中无穷的温暖。





他此时该是多么地需要她！往日的恩情，她不该在此时忘却，而更应去努力追寻。





为了证实这一切，她从浦东赶到了永兴里，

冲进家门，已是满目狼藉，人去楼空，望着满地的衣物书籍，她忧心如焚，恐惧怅惘。





“哪怕死阿拉也要见侬一面！”当确知真情后，似乎是一种使命，让她下定了狱中寻夫的决心。





她不忍让父母为女儿的噩耗惊惧，一番强颜为欢的掩饰后，她放弃了工作，带着小凤仙到南通老家将其委托以定，便辞别了父母朝着关押着夫君的南京一路走来。





狱中的陈独秀在为潘兰珍出走暗自庆幸的同时，也有着诸多的忧虑，潘兰珍成了他委托狱外事务的重要内容。





他将处理潘兰珍的善后工作委托给了老友高语罕。





从他被解到南京后到第二年3月间，陈独秀多次致函高语罕，指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愧疚在无休止地困绕着，对潘兰珍牵累的

不安与许许多多不安的牵累在时时敲叩着陈独秀，潘兰珍如若永远离开并忘却他，于他倒是一种安慰。



但潘兰珍已打点好行装朝着南京一路走来了。



1932年10月25日，陈独秀接到了一张上面写有“特来探问未见王哲亚”的字条，听传达人讲是一个自称是自己家属的女子留的。凭字迹他不能辨出是谁，这使他内心喜忧参半、疑虑重重：这位署名王哲亚的女子，怕不就是潘兰珍？他忽而又否定了这种猜测：这字迹肯定不是她留的。忽而又怀着一种期盼性的肯定：以她的性格，她会这样做的，这纸条或者是由别人代写的。







次日，上海的《申报》报道了有人到寄押陈独秀的军法司求见的一则消息：





南京 今有称陈独秀家属之女子王哲亚，偕国府某职员赴十凛苍军法司求见陈独秀，监狱办事人以陈案情重大，奉命不准接见任何家属及亲友，王求书一便条，派人递入与陈，使陈得悉已有家属前来探望，办事人许之。该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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