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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三个世纪的鼠疫彻底改变中国文明进程

时间:2010-4-7 12:11:12  来源:不详

历史学家大多将宋辽金元时期当作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转折的时代。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从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发展、科学技术和人口数量等各方面而言,宋代都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在经历了宋金之间的对峙、金元之间的战争和宋元之间的战争之后,中国的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转折,宋代以后,中国人口大量减少,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陷于停滞,文明之花凋谢。本文讨论这一转折时代的人口死亡——不仅因战争,而且因鼠疫流行而造成的人口死亡。鼠疫流行是造成宋辽金元社会转折的重要因素之一。

宋元战争军队流动让鼠疫大范围传播

继1127年金兵围攻汴京,汴京发生大疫之后,1232年,来自蒙古草原的元兵围攻金人治下的汴京,城破之后,紧接着也是一场大疫。《金史》卷一七《哀宗纪》称,天兴元年(1232年)三月壬寅,大元兵攻汴城。夏四月丁巳,遣户部侍郎杨居仁诣大元兵乞和。丁卯,解严。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从农历三月壬寅元兵围城至四月丁卯解严,前后仅仅26天。大疫的发生又在解严之后,即发生于城内人口与城外元兵接触之后,我们推测此

次大疫为鼠疫。

当时的汴京城中有多少人口呢?大疫之后的次年,汴京降于蒙古时,城内还有147万口。战争之前,汴京人口当在250万左右。按照吴松弟的分析,汴京城的这一人口规模是战争的产物,而非常态。 这是因为,汴京围城之前,在蒙古骑兵的压迫下,金朝境内的居民开始南迁。金宣宗担心南渡的军户可能会不忠于朝廷,下令将他们的家属尽数迁入汴京。贞五年(1217年),蒙古军队开始渡过黄河。宣宗下诏附近人民携带粮食迁入城内。汴京城市人口因此而大增。到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正月,蒙古军队兵临城下,又有大约50万名军人和家属迁入城内。由此可见,汴京城市人口之众多实为战争中人口迁移的产物。据此可知,此疫死亡人口占全城人口的40%。



范行准从中医学史的角度为解释这场大疫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和资料。他指出,在被围困的汴京城中,有著名的医生李杲。李杲不仅医术精良,而且还是中医东垣学派的创始人。汴京解围之后,李杲仓皇出逃,避地山东之东平、聊城等处卖医自给。只不过,李杲著《内外伤辩惑论》一书,将鼠疫视作伤寒,范行准称“实在是继这次大悲剧后之一场大错误”

。在《脉诀指掌病式图说》中,李杲称:“予目击壬辰首乱以来,民中燥热者,多发热,痰结咳嗽;重以医者不识时变,后(复?)投半夏南星,以益其燥热,遂至嗽血,骨(膏?)涎逆涌,喀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者,多矣。”范行准评论:“这里所说的,相当于肺鼠疫中的主要症状已经具备了。” 汴京大疫,时值农历五月,所发鼠疫应主要是腺型而非肺型。符友丰的深入研究为我们解开了心头之谜。那年农历五月,天气仍“大寒如冬”。 显然,寒冷的天气有利于肺鼠疫的传播。

1232年的汴京大疫仅仅是13世纪鼠疫大流行中的一个环节,一次事件。伴随着蒙古骑兵的征战,中国境内发生大规模的鼠疫流行。蒙古骑兵对于南宋的征服是从西部开始的。就战争的规模而言,宋元之间的四川之争最为激烈。1257年,宋元军队在四川合州钓鱼城展开激战。元兵围城五月不下。农历七月,蒙古“军中大疫”,传染病暴发。蒙哥命畏兀尔人月举连赤海牙“修药以疗师疫”。似乎并不见效。拉施特描绘这次疫病:“随着夏天的到来和炎热的加剧,由于那个地区的气候(恶劣), 在蒙古国中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蒙哥束手无策,不得不“用酒来对付霍乱”,却未能控制疫情

的发展。七月上旬,蒙哥病死军中。

还有一批元兵主要将领也死于这次传染病的流行中。如汪世显(49 岁)、哈散纳和李桢(59岁)等人。之所以说这批将领是主要将领,是因 为《元史》中有他们的传记。一般的将领,是不可能为《元史》收录的。

拉施特称此疫为“霍乱”是不正确的。根据中医文献的记载,中国大 陆近代流行的霍乱是外源性的,即1817年从国外传入的。中医文献中早就存在的霍乱,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霍乱,而是指一般胃肠反常现象,非急性或烈性传染病。《元史》卷一二九《纽传》记载了元军中的疫病。

时纽军止二万,以五千命拜延八都鲁守成都,自将万五千 人从马湖趋重庆……纽至涪……闻大军多疟疠,遣人进牛、犬、 豕各万头。明年春……时新立成都,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忧之。

《纽传》的作者认为此病为疟疠,即今之疟疾。然而,合州不是疟疾 的高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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