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当到的官。在文学上，袁宗道与黄辉、袁宏道、袁中道力推唐朝的白居易与宋朝的苏轼，并形成独特风格，世称“公安体”。袁宗道年轻博识，仕途光明，却英年早逝，41岁便去世了。





老二袁宏道，16岁时考取诸生，21岁乡试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举进士，时年25岁，是公认的“年轻进士”，但由于考中的是“三甲第92名”，名次较靠后，所以按照当时的规制，他无缘留京为官，而是被派往地方，去吴江任知县。这位年轻的进士，对当官却没多大兴趣。他在任吴江县令一年后，即告病辞职。





兄弟三人中，最小的是袁中道，他也是三人中最聪明的一个。10岁时，便作《黄山雪》二赋，深受时人夸奖，但他的科考之途却一直不顺利，以致到47岁时才考中进士，被朝廷委任为徽州府教授，后任国子博士、南礼部郎中。徽州府教授，是掌管徽州府教育和课试诸事的官员。





老二袁宏道在吴江县当“县长”，吴江现在属江苏苏州，离徽州很近；小弟袁中道又

是徽州的地方官，可见，袁氏三兄弟与徽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董其昌拥藏《金瓶梅》，还可从袁中道的《游居柿录》中得到印证。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称：“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音。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间地，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





董其昌主动向这位“才子”推介《金瓶梅》，显然他至少是见过的。结合他曾将《金瓶梅》前段借给袁宏道看的事实，应该说，董其昌是有手抄全本的。但两人谈到此事时，董其昌并没有让袁中道见到此书，可见当时该书并不在其手头，说不定又是借给谁去看或去抄了。袁中道当时只是暗暗地记住了此书的名字，而看到此书的内容，是后来到“中郎”处的事。中郎，是其二哥袁宏道的字。而且，在袁宏道家，也只是看到此书的一半。可见，袁中道与董其昌作此交流时，他的哥哥尚未抄到另一半(后段)；抑或袁宏道一直就没有抄到“后段”。文坛盟主王世贞与《金瓶梅》王世贞(1526~1590)，是江苏太仓(今江苏太仓市)人，

号凤洲、州山人，明代著名文学家。苟洞称，说王世贞藏有《金瓶梅》抄本全本，首要的证据，可以从当时人谢肇淛的《金瓶梅跋》中寻得。谢肇淛比王世贞小一岁，他生于1527年，大约死于1624年。福建长乐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做过广西右布政使——这是专管一省财赋和民政的官吏。他在《金瓶梅跋》中称：“《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性奢汰，淫从无度，而其门客病此，悉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此书尚无镂板，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州家苦藏者最为完好。余于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诚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厥所未备，以俟他日。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

在这篇“跋”中，谢肇淛介绍了《金瓶梅》一书的来历：可能是金吾戚里的门客，将主子的这些风流韵事“汇以成编”的——谢肇淛称这是“相传”之事；上段引文中被记者省略的一段文字，是对《金瓶梅》内容所作的介绍。后面说的，才是《金瓶梅》的版本：州，即王世贞。谢肇淛称王世贞家所藏的“钞本”最为完好，可见他是见过王世贞的藏

本的。





谢肇淛说，他在“中郎”——袁宏道家，只抄得十分之三(十三)；在丘诸城家抄得十分之五(十五)，所缺少的部分，只得等待将来补刻了。同时，这也表明谢肇淛确实见过全本，否则，如果不知道总量，他的所谓“十三”、“十五”，是无从谈起的。





在这里，谢肇淛的话，还印证了袁宏道只从董其昌处抄得“前段”的事实。





谢肇淛向袁宏道借《金瓶梅》，不仅是看，而且在抄，这可从袁宏道与谢肇淛之间的书信往来中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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