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我，我整你，官员深陷其中，朝不保夕。在这种绝望的制度里，贪腐常常表现为自上而下，而不是相反。



清官的作用，一则引发体制内的恐慌，一则又给体制的残喘打上一剂强心针，这就是为什么官本制度下总是需要人为塑造典型的原因。就算没有典型，也要假造一个，虽然这个典型和制度精神格格不入，没有上帝，也要制造一个，因为人们需要信仰。



海瑞这个怪物其实在一个制度走向堕落的时期也几乎算得上是孤例，连张居正这样厉行变革的国之重器也一样上下其手，贪，已经成为了薪俸不多的官员们流行的创收方式。官本制度下难以遏止贪腐完全是一个技术设计上的问题，没有哪一种制度是认可贪污光荣的，明朝官员们实行薄俸的最初原因确实是在践行一种良善的道德理想—做官是出于恻隐和义愤之心，是一种抱负和理想。当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明朝开国君主和官员们的理想道德标准，然而，理想终究敌不过糟糕的制度设计。



于是，清官这种怪物，如不是百年难遇的奇迹，那就是制度性造假的结果。清官出现得越多，宣传得越频繁，一个社会面临的

问题就越严重，而一个健康运行着的社会，是没有必要塑造或者自造清官的，只需要四个字就足够了：恪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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