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生前就已对臣僚失去威力,那么在他死后,这种威力就更不存在。他的遗诏没能实现,因为大臣们认为大行皇帝(对刚死去皇帝的称呼)的遗诏“有悖典礼”。皇帝将死,再来册立皇后,谁来主持这个结婚仪式?
不过,这出悲剧不是太子朱常洛所为,因为他只当了29天皇帝便命赴黄泉。倒是朱常洛的儿子、16岁的朱由校在当上皇帝后,将他的祖母王贵妃追尊为孝靖太后,并从东井把棺椁迁来,和万历皇帝、孝端太后一起葬于定陵玄宫,成就了这段“好事”。
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比他多活了10年,她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得不到朝中群臣的
同情。这10年,她住在紫禁城一座寂寞的宫殿里,和她的爱子福王天各一方,饱尝母子分离之苦和世态炎凉。1630年,郑贵妃在凄苦郁闷中死去,带着无比的绝望与怨恨走进了银泉山下一座孤零零的坟墓。而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倒真是一个祸患。就藩洛阳后,朱常洵昏庸无道,鱼肉人民。在郑贵妃死去11年后,为李自成农民军所杀,尸体跟鹿肉掺在一起,被做成福禄酒肉,供军士填了肚子。
走进阴冷的地下玄宫,面对三口朱漆脱落的巨大棺椁,留给人们的印象仍是命运的残酷。假如中间棺椁内的万历皇帝还有知觉,大概是不会瞑目的。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一个把他当成“人”的女人,并没有长眠在他身边。他们的恩爱生前未得到认可,死后同样无法如愿,这不能不算作万历皇帝的一出凄婉的爱情悲剧。同时,面对棺椁,也不能不为帝国欷叹息。传统观念不可逾越,一个年轻聪颖的皇帝在政治生涯中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创造力,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无形的锁链牵引进阴森可怖的洞穴。一位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在这地宫深处,潮湿霉烂的棺木和胶结污腐的油泥给人的感觉,却是无
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更为可悲和令人遗憾的是,那个曾经为万历皇帝付出过青春和爱情的郑贵妃,一直为后人所唾骂。即使史学家也未必给予这个悲剧性女人公正的评价。“女人乃亡国之祸水”,同样是对郑贵妃的结论。在“国本之争”这个主题上,尚有为数众多的历史研究者,其观点依然站在四百年前万历一朝的臣僚一边。似乎郑贵妃天生就该安分守己地做任人宰割的妃嫔,而不应有做皇后的非分之想;万历皇帝天生就该和王恭妃恩恩爱爱,不应有真正的爱情……这些有悖常情的论断大多出于一种僵化、保守、人云亦云的思想驱使,无疑有失公允,弄得是非渐已分明的历史,再度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锈迹。
这是郑贵妃的悲哀,也是后来者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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