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
　　当时的国会立刻通过 “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国务院内阁总辞职，段琪瑞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段祺瑞执政府和国会在事件的处理上及时而到位，段祺瑞本人的态度也算诚恳而坚定，但终究覆水难收。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无论性质如何，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已经彻底崩溃，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荡然无存。诚如周作人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其“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无论是谁下令开的枪，政府的都难辞其咎，作为负责北京城防的军方最高长官鹿钟麟罪责难逃，作为执政官的段祺瑞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并要为此付出良心和道义的代价，“元凶”“刽子手”的骂名将如影随形直到坟墓。
　　自作自受，由它去吧。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换个角度谈谈段祺瑞，尽管这样做要冒一定的道义风险，但我还是愿意从人性的层面解剖一个元凶，从中排列出几个值得称道的基因，供大家研

究。
　　面对死者，长跪不起，感慨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是段琪瑞心灵深处人性之善的瞬间回归，也是段祺瑞有别于历史上同类屠夫的明智之举。
　　我之所以这样柔和的笔调挖掘段祺瑞内心深处的人性之善，是出于比较鉴别之后的一种理性陈述。我在想，假如有两个屠夫，一个人杀人后，突然良心发现，追悔自己的蠢动，翻然悔悟，放下屠刀，痛哭流涕跪倒在死者的身旁真心忏悔；还有一个人杀人后，不仅没有任何悔意，而且还举起滴血的屠刀仰天大笑，对他的同伙说：“对软弱不必仁慈,对死亡不必怜悯,对屠杀不必有眼泪。”然后呼朋引类，举杯痛饮，弹冠相庆。哪一个更可恨？所以，两相比较，我宁愿宽恕前者，诅咒后者，基于这个简单而无奈的的理由，我宁愿树立一个有人性的屠夫给没有人性的屠夫作一个榜样，规劝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即使段祺瑞是个魔鬼，我也愿意在阎罗面前给他说几句好话。
　　我说的三句好话是：一世英名是其实，毁于一旦是其悔，皈依佛门是其真。
　　先说一世英名是其实。
　　段祺瑞在武昌起义后，作为清王朝主力部队的统帅，机智拒绝执行王朝的镇压命令，并以将“率全体将

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兵谏相威胁，力促清廷接受孙中山的共和制，之后又坚决反对帝制复辟，人称有三造共和之功，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为了对付武昌首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清廷急调北洋军主力前往镇压。这时段祺瑞也被从江北提督任上调出，担任北洋军第二军总统，又署湖广总督，兼领北洋第一军，与湖北军政府对峙，段祺瑞按兵不动，为起义军提供了难得的壮大机会，助推了辛亥革命的成功。1912年1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段祺瑞屡次向朝廷进言，陈述共和思想，并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发出致内阁代奏电，要求清廷“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并提出“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但不为清廷接受。 同年2月，段祺瑞准备以清君侧为名实行兵谏，联合第一军8名协统以上的高级将领发出代奏电，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如若不然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同时，为了强势压服清政府，段祺瑞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