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移送”——这看似轻描淡写的4个字，其实是一纸秘密而残虐的死刑宣判书。

　　接下来的程序是：东安宪兵分队派专人持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批复，乘专车将朱云岫押送至哈尔滨宪兵队，由其转送或直接押送至位于哈尔滨南郊平房地区的731部队。

　　“从731部队盖戳接收的那一秒钟起，这个人就不再是人，他姓甚名谁、以前做过什么都不再重要。731部队接收的只是实验材料，也就是论‘根’计数的‘马路大’。”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

　　和弟弟朱云岫一样，晚4个月被捕的朱云彤也未能逃脱沦为“马路大”的命运。

　　金成民说，“特别移送”只是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第一步。踏进地狱之门，“马路大”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所谓“特别移送”，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和关东宪兵队等多方秘密策划协同执行的一项非人制度，一方面解决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所需材料的来源问题，另外也便于各地军、警、特、宪机构对被捕的抗日人员和反法西斯志士进行秘密处理。

　　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第58号文件，对“特别移送”程序做出明确规定。1943年3月1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又下发第120号文件，将“特别移送”对象分为“间谍(破坏分子)”和“思想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犯)”两大类。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根据他对众多731部队相关人士的采访，写成震惊世界的纪实作品《恶魔的饱食》。他在该书中称，综合许多人的证言，“马路大”大致有3类：中部战线、北部战线俘虏的八路军官兵、国民党官兵，以及在各个城市、农村从事抗日活动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等；在哈尔滨市内以及周边地区逮捕的苏联红军士兵、情报人员及其家属；另有一些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几乎都是受骗者，莫名其妙地成了“马路大”。

　　根据森村诚一的统计，“马路大”中中国人占七成，苏联人、朝鲜人和蒙古人等共占三成；年龄绝大多数在20岁至40岁之间，最大的40多岁；绝大多数为男性，只有少量女性。这些女性“马路大”，往往被用作性病的实验材料。

　　

“魔窟”生活

　　无论性格刚烈的前伪满警长朱云彤，还是腼腆的煤矿机电工朱云岫，一旦关进731部队特设监狱便从此无名无姓，他们只拥有一个三位数的编号。

　　因此，研究者几乎无法在众多“马路大”中找出这对亲生兄弟，甚至连他们何时死于何种人体实验都无法确认。后人只能根据那些加害者只言片语的证词，勉强还原这个“食人魔窟”里的场景和数以千计受害者的群像。

　　在《恶魔的饱食》一书中，森村诚一写道：“‘马路大’被送进731部队之前，受到关东宪兵队不分昼夜的严刑拷打，审讯逼供，一旦进入731部队的特设监狱，就没有任何审讯拷打，也不强迫做苦役。不仅如此，还供给他们良好的伙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睡眠也很充足，据说甚至还发给维生素药片。‘马路大’被关押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体力，具有健康的身体。”

　　森村诚一说，这是因为731部队需要健康的实验材料，如果“马路大”身体虚弱、有病，就不具备作为实验“主体”的必要条件。同时，要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需要大量疫

苗以保存自身，731部队在大量生产细菌的同时，还要开发研究疫苗，这需要进行很多实验和大量血清，因此也需要健康的“马路大”。

然而，这种营养充足、无所事事的“平时的日子”是短暂的，“轮到‘马路大’进行实验的时候，731部队队员就把鼠疫、霍乱、伤寒、赤痢、梅毒螺旋体等细菌注射到他们身上，或者放在食物里让他们吃下去”。

　　很多“马路大”染病而亡，如果侥幸痊愈，也免不了再次接受实验，直至死亡。死去的“马路大”还有最后的利用价值，便是进行尸体解剖，最后才能焚化灭迹。

　　在细菌实验之外，冻伤实验是731部队进行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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