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历史而言，优伶和娼妓应算是最主要的娱乐明星群体。他们也许都曾千姿百态地灿烂过，可多是如昙花、如流星，瞬间的光华过后，便化为云烟，消匿在无边的时间长河中。中国传统的史观，是以“大是大非”为标准进行选择性的历史记忆的。于是，我们今天要查访他们的故事，却尴尬地发现，无论是在官方史册上，或是民间记忆中，留下些痕迹的，多是极端脸谱化的他们:要不便是如何蛊惑君王、祸国殃民的，要不便是怎样吸引才子、成就佳话传奇的。


　　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极具矛盾性的悲剧人物，一方面是外貌才情的出众，另一方面却是个体身份的低贱，于是他们的人生必然充满着痛苦的挣扎和无常的宿命。那些伶人的角色倒错和身份演变，最值得寻味。尤其是乱世之际，当享乐主义被刻意放大，他们的麻醉功效也会被恣意使用，并因此畸形造就了倡优文化的极度繁荣。正如孟森（号心史）先生所云:“易代之际，倡优之风，往往极盛。其自命风雅者，又借沧桑之感，黍麦之悲，为之点染其间，以自文其荡靡之习。数人倡之，同时几遍和之，遂成为薄俗焉。”


　　王紫稼便是这样一个

典型时代的典型人物。


　　伶人的“名士缘”


　　《清稗类钞》里对王紫稼的介绍非常简单:“王稼，字紫稼，一作子玠，又作子嘉，明末之吴伶也。风流儇巧，明慧善歌。”对于他的更多介绍，便是存留在他那个时代的名家诗作中。王紫稼好像很有“名士”缘，如钱谦益（号牧斋）、龚鼎孳（字芝麓）、吴伟业（号梅村）等同时代的大才子、大名士，“诗酒流连，皆眷王紫稼”。那么，王紫稼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会让这些重量级的人物“歌咏之辞烂如”，纷纷赠诗示好呢？我们不妨从他们的诗作中寻求答案。


　　有“才子骚坛盟主”之称的吴梅村，在《王郎曲》里赞道:“王郎十五吴趋坊，覆额青丝白皙长。孝穆园亭常置酒，风流前辈醉人狂。同伴李生柘枝鼓，结束新翻善财舞。锁骨观音变现身，反腰贴地莲花吐。莲花婀娜不禁风，一斛珠倾宛转中。此际可怜明月夜，此时脆管出帘栊。王郎水调歌缓缓，新莺嘹呖花枝暖。惯抛斜袖卸长肩，眼看欲化愁应懒。摧藏掩抑未分明，拍数移来发曼声。最是转喉偷入破，人肠断脸波横。”由此观之，王紫稼是男扮

女装的男旦，而且颇有几分“妖艳绝世”的模样。当年，也正是这位擅演红娘的王紫稼，色艺双全，名冠一时，并因此“举国趋之若狂”的。但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诗中描述的王紫稼才刚刚15岁，称得上是童星了。而这些名士才子对王紫稼的痴迷，可不仅仅是缘于艺术的欣赏，更多层面上是缘于当时流行的“押优蓄童”之风。


　　那个时代的名士才子，除却有到青楼里寻求红粉知己的爱好外，对于男色，也颇有偏好，时称“男风”（或曰南风）。这一点，并非以简单的同性恋就能概括，更多的是一种打着风雅的幌子、追求别样刺激的变态性游戏罢了。当年袁枚60岁时，携二八娇男欣然逛大街，人称“子真如水银泻地，所谓无孔不入”。换个角度讲，被狎昵的歌童雏伶并非是天生的同性恋，他们只不过是这些名士才子满足其个人变态嗜好的泄欲工具和把玩器物罢了。那么，能不能因此就断定这三位大师级的人物对王紫稼的喜爱，也是这种追求男风的产物呢？


　　当然不能。首先王紫稼不是同性恋。钱牧斋在写给他的赠诗里，便有“多情莫学野鸳鸯，玉勒金丸傍苑墙。十五胡姬燕赵女，何人不愿

嫁王倡”的调侃。而在王紫稼最后被定罪处死时有一条“奸污良家妇女”的罪名，也可作为他并非是同性恋的旁证。当然，如果非要说他是双性恋，不免就有些牵强。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也是有些美丽的同性相恋的故事，譬如状元毕秋帆宠爱优伶李桂官，再如词人陈维崧独钟情人云郎等，都是很感人的爱情佳话。陈维崧在云郎结婚时所作的《贺新郎》，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感慨万千。词中情意绵绵，“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如今“休为我，再惆怅”。当时的社会风气，在对待同性之恋方面，也颇为开放。佳作一出，顿时“竞唱人口，闻之绝倒”。


　　其次，给王紫稼题词赠诗的名士颇多，可几乎遍寻不到示爱的诗句。论说风流，与王紫稼相交的几位“名家”朋友，一个比一个风流。有“东林浪子”之称的钱牧斋在60岁的年纪娶了“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龚芝麓娶的也是位列“秦淮八艳”、艳名远播的顾横波；而吴梅村也曾与秦淮名姝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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