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认为战争不仅破坏经济，损害人民、损害生命，而且还导致经济倒退。有一种论点认为太平天国时候对江南破坏太厉害，以致中国近代化受到很大影响，发展不起来民族工业，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因而太平天国只有破坏作用。

　　这种论点不能算是公正的。第一，农民如果还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就不会造反，只有实在受不了才会起来造反。农民起义规模很大，是一个群众性运动，不完全是少数人挑起来的，实际上是王朝末期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如果追究战争责任，与其说农民负主要责任，不如说剥削者、统治者负主要责任。

　　第二，农民战争是很残酷，但是打仗是双方面的，镇压起义的统治者并不比起义者更“仁慈”，其残酷更有过之。明末战乱中有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之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曾有“曾剃头”的外号。

　　第三，原来的旧王朝已经腐朽到无可救药，而且并无愿望与能力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才有可能改变旧的黑暗的统治，给新兴的势力扫清道路，创造条件。这里正体现了农民起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当然，农民并不代

表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势力，也并不能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只能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被野心家利用了去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尽管旧的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继之而起的还是新的封建王朝，这是农民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其他两个改朝换代的途径，“禅让”掩耳盗铃，新朝也不可能大力打击那些腐朽黑暗的旧势力，为政多是“率由旧章”，少有兴革，并未注入多少新的血液和活力。而北方民族入主，取代旧王朝，他们凭借强大的武力恣行压制，很难持久(清朝可能例外，它的统治似乎更有章法)。

五、有三个矛盾，如果新王朝处理得很好，就可能出现兴旺发达的盛世；否则就可能引起社会大震荡，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

　　新王朝建立之始，一般来说要面对三个重要矛盾。统治者如果善为处置，就会出现盛世，否则就会引起大震荡，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章士钊《柳文指要》中的《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柏杨《中国人史纲》中的《瓶颈危机》一节都指明了这一点。比如，柏杨指出:

　　“夏王朝和商王朝建立的初期

，都曾爆发过致命的政治灾难。夏王朝第四第五任君主，和商王朝第三任君主时，也就是，当夏王朝开国后四十年左右，和商王朝开国后也是四十年左右时。夏王朝政权接连被后羿和寒浞夺取，商王朝政权也落到伊尹之手。结果虽然传统的当权人的后裔取得胜利，但已经杀人千万，血流成河，而这些后裔并不一定十拿九稳的可以得到胜利。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都有这种类型的场面。这使我们发现一项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的五十年左右，或者它传到第二代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所谓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为了加强印象而设，当然不会有人机械地去解释。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够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

　　那么，怎样才能通过这个“瓶颈”呢？我们从新王朝面临的三个矛盾说起。

　　第一个矛盾是农民同新王朝，农民同地主间的矛盾。原来农民与旧王朝、与

地主尖锐激烈的对抗，这时趋于松弛和缓和，新王朝统治者如果接受教训，采取一系列缓和矛盾的政策，如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招辑流亡、减省刑罚、整饬吏治、实行节约等，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现生产恢复，经济繁荣，户口繁衍，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有名的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等，就是这样来的。

　　但一旦新王朝不采取这个办法，而采取倒行逆施的办法，横征暴敛，到处花钱，到处浪费，到处奢侈，问题就来了，老百姓到时候抵不住、维持不住，就开始造反，原来的王朝很快就灭亡了。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很重要的王朝，一个是秦朝，一个是隋朝，开局都不错，但灭亡很快，到第二代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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