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又当面恐吓他说：“我与你虽然是同年，但是你办事不好，我一定要参究你!”杨县长非常害怕，不自觉间居然双膝下跪，说道：“卑职刚刚到任，很多情况不熟，还求您多多指教。”梅学政说：“你不懂就去问你家人吧。”说完，就转入后堂，不再理会杨县长。

4月30日，梅立本又嫌为他准备的轿子不好，命令更换。因为第二天学政就要起程，杨县长一时间想不出办法来，急得要命，于是就将自己的轿子献给梅大人，自己则向办公室主任(吏目)借来轿子乘坐。五月初一，梅学政启行去浔州，杨县长前去送别，但是屡次请求，都不获接见，只好先出城过大江桥候送。当时大雨淋漓，梅学政却迟迟不肯出门，故意让杨县长及其属员在城外做落汤鸡。杨县长与梅学政本来是同榜出身，只因为官运不济，地位悬隔，因此一再受辱，以至于羞忿难堪，竟于靴筒中拔出小刀，在轿内自刎殒命。此事上达天听，乾隆降旨彻查严办，也正是因为此事才得知：学政作威作福、扰累地方的弊害普遍存在，只是因为官官相护，一时无法得实。最后，仅以处死梅学政了结此案。

公费吃喝、公车私用、公款送礼，需要“自筹经费”

公务接待中对上司的逢迎讨好，既要借助迎送跪拜、站班侍候这些礼数虚文来表现，更要通过宴饮看戏、土宜(土特产)下程(车马费)等务实措施，使之落到实处。明代嘉靖十八年，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翟銮奉旨到塞上犒劳军队，边区文臣武将都全身披挂来到郊外恭迎。惟恐不称翟部长心意，大家又竞相送礼。等到翟部长完成使命返回的时候，财礼塞满了一千辆大车。

总之，公费吃喝，公车私用，公款送礼，差不多就是明清官场公务接待的常态。早在永乐时就有人指出：“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诛求责取，至无限量。”在来自中央单位的各种出差官中，又以所谓“钦使”、“钦差”最为体面，于是各个地方官一听说有钦差大臣来了，都望风迎接，生怕落在别人后面。至于送礼更是司空见惯，是上上下下都要忙活的。

中央以下，各级地方性上司派出的官员，也同样以州县的接待为“养活之计”。葛惠侬著《宦海风波》中，尚有从“养活之计”着眼的例差特差、短差长差、肥差瘦差、美差苦差等具体分析。只要省里来人，哪怕是最普通的短差，接待单位也会照“老帐”(即“规矩”)送一笔由三个名目构成的现金，一曰“程仪”，

即车马费;二曰“折席”，即宴饮费;三曰“跟随”，即送给仆从的辛苦费。

说到“接待红包”的具体分量，做过多任知府的张集馨在回忆中稍有披露，基本原则是：“馈送之厚薄，视官职之尊卑”，少则一二十两，多则三五百两。含金量最高的是“钦使”，凡“钦使”到省，照例先从财政里借出一笔巨款先开销起来，等全部接待活动结束，再由各州县和相关部门分摊，“大约每次摊派俱在三五万金”。

最有意思的是，因为朝廷一再强调要革除属员给上司送车马费的陋规，所以到后来钦差们都不肯现场收钱了，要改为等他们回京后，再通过钱庄把这笔钱汇到大人的家里去。宴饮娱乐什么的，张集馨也有记述，“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无论冬夏，戏宴总得到下半夜一点钟后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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