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当侵略者在战场上还不服气、不死心的时候，战争是不会立刻停止的。因此，必须给予敌人有效打击，反击他们的无理要求，打消他们的幻想。中国人民志愿军在40多天内，打退敌人900多次冲击，歼敌25000多人，阵地依然屹立不动。战场上的失败，迫使美国不得不又一次回到谈判桌上来。1953年2月下旬，“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提议双方交换病伤战俘。周恩来看出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应该给予积极回应。3月下旬，中朝方面同意对方要求，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同时，为了实现和平，周恩来又发表声明，做出新的让步，对遣返战俘问题提出新的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在我方审时度势的不断努力下，4月26日，中断了半年多的停战谈判终于重新复会。


要早日结束战争，最终要靠战场上的战果，给美方以压力。5月到7月间，中朝人民军队连续发动三次夏季攻势，将战线南移，使美国感到战争拖延下去，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这样，在形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美国侵略者不得不于7月27日在板门店同朝中方面正式签订军事停战协定。可以看出，

停战协定的最终签订，是正确贯彻周恩来“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指示的结果。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关键问题是要善于根据总体目标、形势的变化和条件的许可来审时度势，确定举止进退，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这样，“行于所当行”，就不是无目的的盲目行动；“止于所当止”，也不是无原则的迁就退让。一切决策都要以是否有利于总体目标的实现为判断进退的标准。

要做到“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其前提和基础是要对形势有一个科学而准确的判断。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面对美方从一开始就在谈判桌上提出无理要求、在军事上接连制造事端的行为，指导谈判工作的周恩来通观全局，精辟地分析道：“美国在朝鲜问题上不能不谈判停战。由于内政外交原因，他不能不拖一下，但不能破裂，而只能破坏。”“目前谈成的可能性增长，但拖的可能性还存在，全面破裂的可能性不大。”正是在这种科学判断形势的前提下，周恩来提出了正确的谈判方针——“不怕破裂，也不怕拖。愿和，但也不急。”因为我们不怕破裂，所以应该“行于所当行”；因为我们愿意“和”，所以

应该“止于所不可不止”。有了这两种准备，两种努力，就能够将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就能够牢牢把握住外交工作的主动权。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外事谈判应该如此，其他工作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一切工作中，我们的决策都应该既尊重客观规律，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做到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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