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与尧、舜等古圣贤王同光于史册，故而要搞一番行禅让的举动，以显扬美名。看来，秦始皇想要行禅让这件事，既符合秦始皇贪慕虚荣的骄奢心理，又符合当时行禅让之说曾经甚为风行的客观情况。《说苑》记载的决不会是无中生有的荒诞之说，实在可以补充《史记》记载的不足。 可是为什么长期以采，《说苑·至公》篇中所记载的关于秦始皇欲行禅让这段如此有参考价值、甚为重要的材料，竟然会被人们所忽视呢？笔者认为其中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因为人们对秦始皇十分憎恨而不想让他沾尧舜之光。—般来说，尧舜是人们普加歌颂的贤君，而秦始皇则是人们普遍唾骂的暴君。特别是在西汉初期，人们对秦始皇的苛暴政治耳闻目见，因此对秦始皇欲仿尧舜行禅让这件事，是不乐于讲述的，以免尧舜的美名被秦始皇玷污了。司马迁是汉初人，他的思想行为与当时人的思想行为必然相一致；所以司马迁的史书中对那件事不加记载，是不足为怪的。

第二，因为人们对《史记》材料的可靠性过分迷信。司马迁《史记》从其问世起就获得高度评价，汉代一流的学者诸如刘向、扬雄、班固等人都一致公认该书是部“实录”。班固曾强调

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这基本上成了学术界评价《史记》的主流。所以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其内容往往是史家们、学者们考证史事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权威性材料。再加上有关秦始皇的事迹，—般只是多见载于《史记》一书，其他的书籍对此记载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记》中这方面的材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特别高。

第三，人们对《说苑》中某些史料的价值认识得不够。《说苑》—般地被人看作是杂史，所以从整体而言，此书的史料价值及学术地位是大大低于《史记》的。其实，《史记》的材料固然可靠可用，但不能说都绝对可靠可用；也不能说有了《史记》的材料就可以完全摒弃任何其他材料了。从实际讲，秦始皇一生事迹有那么多，司马迁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完全不漏删口以记述。其对某些事情有所忽略不加记，甚至是有意识地不记，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不能把被司马迁忽略未记的某些事都—概认为是不可信。《说苑》主要是刘向取用朝廷秘藏档案、书籍写成，原该值得重视。正如研究《说苑》一书富有成就的某学者所认为：“《悦劾的取材，十分广博……其中十之／＼九，还可在现存典籍中探

讨源流，互相参证。但有一部分却是早巳散佚，文献无徵，只靠《说苑》保留它一点遗文琐语了。与他书互见的，可以参验比校：供我们考证勘定之用；所仅存的放失旧闻，就更值得珍视了。”此话讲得颇合理允当。应该承认，《说苑》书中不免夹有—些可列为是有问题的内容，它们往往多是年代较为久远的史事，由于辗转相传，才令史事走样以至失实。而西汉与秦始皇时代距离不远，西汉人所记述的秦始皇事迹，一般而言，该不会有较大的走样与讹误。再说西汉后期的人对秦始皇的憎恨感不会像汉初人那样强烈，人们在一定的场合下提及并且认可秦始皇的某些具有善行性质的行事，是正常的。所以刘向在编撰《说苑)时就用上了这则材料。总之，《说苑·至公》中那则关于秦始皇事迹的内容，应该是司马迁写史时所遗漏或有意不用的内容，甚至可能是司马迁所未曾见的内容，实在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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