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包容开放的时代，这种开放自然也渗入到妇女的行为和生活中，诸如衣着的暴露、行为的奔放等，唐代上层社会的女人们穿胡服、打马球，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甚至还披坚执锐和丈夫柴绍一起驰骋疆场呢！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史学家们往往会用“李唐来自陇西，属于鲜卑的后裔，所以生活方式中融入了大量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来解释。同时，“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宫廷开放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会影响下层的百姓妇女。从而，给后人的感觉就是：整个唐代妇女过着比前代更为自由的生活，少了束缚，多了奔放，这样的理解真的准确吗？

　　在确立了儒家正统地位的封建社会，衡量一个男人是否成功往往有以下几方面，对父母长辈是否孝顺，对兄弟姐妹是否友爱，对皇帝、国家是否忠心，是否能通过科举考试，从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光宗耀祖。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好”就是另一套标准了，最为人熟知的要数“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德、容、言、工）。翻开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其中《烈女传》记载的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唐代妇女生活观念开放”的结论是“误读”

而产生的。


　　据《新唐书·烈女传》总述记载：“子之行，于亲也孝，妇也节，母也义而慈，止矣。中古以前，书所载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后彤史职废，妇训、姆则不及于家，故贤女可纪者千载间寥寥相望。唐兴，风化陶淬且数百年，而闻家令姓窈窕淑女，至临大难，守礼节，白刃不能移，与哲人烈士争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贵矣。今采获尤显行者著之篇，以绪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懿云。”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出，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由于国家局势的长时间动荡，文教废止，就使得妇女们对于贞洁和孝的观念非常暗淡。到了唐代，由于长期繁荣的国力和统治者注重教化的统治方针，妇女们对于“三从四德”的观念重新由暗淡变成主导。史料有记载，唐李德武妻裴淑英用割耳的方式表示对丈夫李德武的忠贞，同时在经历了十年的寡居后依然保持着对丈夫的忠心，对于逼嫁，她竟然用剪断头发和绝食来抗争。裴氏为什么如此做，她自己说得很清楚，“读《列女传》，见述不更嫁者，谓人曰：‘不践二廷，妇人之常，何异而载之书？’”从某种意义上说，《烈女传》就是一部儒家的妇女教科书，上面所记录的女孩子或女人的行为就是一个女

人应该仿效的对象和榜样。


　　据《新唐书》记载，唐代贞观年间，宰相房玄龄得病，病情迟迟不见好转，于是，他就对妻子卢氏说，他死后请改嫁，卢氏听闻此言，转身用剪刀剜出了自己的一只眼睛，以表示对房玄龄的忠贞。后来，房玄龄的病情好转，对卢氏“礼之终身”。史料上还有樊会仁的母亲敬氏多次被逼婚而不从的记载。毕竟，人是有感情的，樊母不敢再嫁有其基本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受制于社会的点评。这种寡居现象，在清华大学张国刚先生的论文《唐代妇女的寡居生活》中有十分详细的论述，据张先生考证，唐代女子一般的结婚年龄在十三四岁，而据唐代出土墓志的记载，众多妇女从刚结婚或是几年后就开始守寡，最长的守寡八十年。如果说整个社会对于寡妇再嫁有着很宽容的态度，那么这么多女人为什么依然选择守寡以至于长达八十年呢？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唐代妇女对于贞洁观念还是非常看重的，贞洁在那个时代往往是作为衡量一个女人是否具有德行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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