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根奎又回到了白果场的家里,随即听说124军起义了。
“文化大革命”中,杨根奎和当地的旧保长、地主一起成为时常“跪瓦砾”、“跪高板凳”的“老运动员”。杨根奎回忆起那段梦魇时说:“当时最恼火(痛苦)的是(造反派)问你‘坐快车’还是‘坐慢车’。‘坐快车’就是让你躺在地上,拉着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洼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车’就是这样慢慢拉着走。残忍得很啊!”
杨根奎还清晰地记得,那时家里妻儿老小十口人,艰难度日,于是喂了五只鹅,打算年底卖掉三只,换点钱全家人过年。按照当时的规定,买鹅的钱由
生产大队代为收存。然而,生产队队长竟然当面否认杨根奎家卖了鹅,钱也不知去向。没办法,杨根奎只好向粮食保管员借了一百斤谷子才勉强过了年。
在“打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把国民党的伪军官杨耀辉抓出来”的喧天口号声中,杨根奎明白,仅仅暴露了国民党士兵身份尚且如此,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军官身份,不用说“少将副师长”,哪怕是连长排长,他也将死无葬身之地。在一次次的运动中,他深深地埋藏起自己的过往,家人甚至恨不得他从未当过兵,“别人出工是十个工分,我们家的人就只有七个。”对当年的遭遇,杨祖维至今仍愤愤不平。
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发生了。杨根奎所在大队的书记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杨根奎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杨根奎身着国军中尉排长军服,腰里别着两支手枪。面对“罪证”,身处绝境的杨根奎一口咬定照片上的年轻人不是自己。幸运的是,“杨耀辉”从未出现在国军档案上,加之多年磨难让杨根奎已不复照片上的英姿飒爽,最终让他躲过了更为严厉的迫害。在那几十年的岁月中,“杨根奎”三个字成了杨耀辉最恐惧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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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士暮年
待到那场全民族的噩梦逐渐醒来后,家人和邻居才渐渐从杨根奎的口中听到“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些昔日无比陌生的故事。他的一位邻居说:“(他的历史)都是这几年才听到他说的。讲得像评书一样精彩,都是我们从来不晓得的历史。”
1983年春,上海市在虹桥万国公墓重建谢晋元的陵墓,表彰他参加抗日、为国捐躯的光辉业绩。
杨耀辉再也不需隐瞒“杨根奎”的经历了。
他一直期盼着自己的功勋能得到承认,在老伴去世前,他常说,“你等到嘛,总有一天(要获得承认)的”。老伴总会不快地说:“你说啥子哦,少做梦。”六年前老伴去世后,他又对儿子媳妇说,“你等到嘛,总有一天的。”儿子媳妇说:“说这些干啥子。莫说这些(没有用)。”谁会相信这位面容普通身体硬朗的老人曾经是抗日英雄呢?
今年已90高龄的杨根奎右眼已经几乎看不清东西了。“这是守四行仓库时被日军使用的
催泪弹熏的,老了又有白内障。”他说。后来,成都当地报纸报道了“发现八百壮士”的消息后,金堂县残联免费为他治疗了白内障。
他有8个子女,他和小儿子杨祖志住在一起,家中一共有六七亩地,小儿子平时在周边打些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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