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秋瑾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民国终于诞生之后，女革命者们惊愕地发现，新政权完全放弃了保障男女平等的承诺。“男女平等”不仅在新宪法《临时约法》中毫无体现，甚至被变相从革命党的原章程中删除。她们在愤怒于被男权社会出卖的同时仍没有意识到：社会革命与女权革命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1912年3月，距武昌起义仅短短5个月，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就成功地推出了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这部法律在有关人权的章节中明确提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别的方面都考虑到了，唯独对“性别”一项不置一词。那么民国以后男女究竟是否平等呢？妇女能不能与男子一样参政呢？显然，制定约法的参议员们（全部为男性）打起了太极拳，不肯明确表态。


　　过河拆桥的革命？


　　执政者的态度立刻激起了女革命者的强烈不满。《临时约法》出台约一星期后，妇女界代表唐群英、沈佩贞等人便在3月19日、20日、21日连续3天到临时参议院去讨说法。

　　第一天，门卫不肯放她们进去，女界代表后来是以旁听的名义进了议事厅，进去之后与参议员们说不上几句话就吵了起来。议员们宣布妇女参政问题等国会正式成立以后再议；第二天女界代表再到参议院，遭到卫兵的坚决阻拦。这些亲历过革命枪林弹雨的女侠们怒火中烧，动起手来，把卫兵踢倒在地，把参议院的门窗玻璃砸得稀烂，最后强行闯进了议事厅。但这一天的争辩仍无结果；第三天她们又去参议院，无奈那里已是重兵把守。女界代表于是转去了总统府，要求孙大总统亲自干预。


　　这一连串事件史称“女界大闹参议院”。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以至于鲁迅后来在他的杂文《关于妇女解放》里也提了一笔：“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


　　在外界看来如同闹剧一般的举动，在当时参与其事的妇女代表们看来则属于忍无可忍、不得不为。《约法》制定期间，女界代表一再要求把男女平等的内容包括到《约法》当中，要求宪法保

证女人和男人具有相同的参政权利。孙中山对妇女代表们也表示过口头支持。怎料到了最后，男女平等这一条还是被剔除到宪法之外。在辛亥女杰们看来，当初革命时，女人和男人同样地出生入死、流血流汗，革命党也把男女平等内容写进了党纲，现在革命成功了，手握大权的男性革命者居然玩起了过河拆桥的把戏。


　　以血争权


　　其实早在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之前，妇女已经在太平天国掀起的浪潮中显示过自己的力量。但太平天国的妇女多来自底层，难以摆脱被利用的命运。到了清末，闻风而起的多为知识女性，在争取女权方面就主动多了。安徽才女吕碧城，起先是拿笔做刀枪，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时政、提倡女子教育。她继而受到翻译大家严复的栽培、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赏识，年纪轻轻就做上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居住在杭州的满族女子惠兴，自己动手筹款兴办女子学堂，当看到办学的钱远远不够，就自杀明志，以自己的生命推动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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