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我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他的面庞已经非常的消瘦，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我的内心思绪万端，但还是尽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没有气力，发出要见什么什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


　　每当回顾说起这段往事，我就抑制不住长长的叹息：周总理为什么会在弥留之际提出要见我？他见我究竟要嘱咐些什么？只能是个永久的、无解的谜了。我是多么希望能完成周总理的最后嘱托啊！只要周总理那个黄昏的最后一次苏醒时间再延长一点，历史的机缘就是那么无法由人来把握，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它稍纵即逝。


　　此事一晃过去20多年了，可我有时还会苦苦穷究：周总理要对我做怎样的嘱咐呢？我负责着钓鱼台的警卫，而当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都住在那里面，那是他们的活动中心。而周总理在最后

一次住院前，一直与他们进行着暗中的较量。我总觉得周总理要交代的事，应与被毛主席称为“上海帮”的江、张、王、姚有关。
　　在那一时刻，听闻如此噩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沉痛万分”。但我则更痛一分，这不光是在于31年前，我从一个战斗员转而为一个警卫员的时候，第一次站岗，就守卫在周总理的院子门口；更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当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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