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而正是张国焘于1924年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的供词出卖，间接导致了李大钊1927年被敌人杀害。


　　1916年秋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同年，17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1917年春，陈独秀受邀来到北大，同时带来的还有他主编的《新青年》。《新青年》引发了“最初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的理科生张国焘的革命思想，张国焘的思想开始急速左倾。五四之后，北洋军阀政府迫使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一部分学生领袖流亡上海。1920年5月，张国焘再次回到北大，李大钊及其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他视线的全部内容。如果说陈独秀和《新青年》启蒙了张国焘的激进思想和革命念头，李大钊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则为张国焘指引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即马克思主义方向。五四游行后历经流亡失落的张国焘重拾信心，再次出发，并且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张国焘回到北京大学的第一时间，听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介绍，立即要求加入这一进步的组织。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张国焘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这期间张国焘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至此张国焘对马克思主义逐渐有了认识。李大钊对张国焘

很看重，李大钊不在图书馆时，张国焘往往扮演着主人的角色，替李大钊接待前来借阅书刊、展开辩论的师生，颇为风光。张国焘曾说：“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


　　李大钊作为张国焘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无论是在人生观、世界观还是在个人生活方面都给予了张国焘无限关怀。“李大钊先生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与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同时，张国焘奔走于京沪之间，充当着“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联络员。“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相处却似朋友。”虽然，这些只是张国焘在自己回忆录里的一面之词，但是可以看出他与李大钊先生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张国焘之所以能出席这次大会，离不开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正是李大钊的关怀与指引才使得张国焘在中共北京小组中产生了较大影响，随后被选为一大代表；也正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指导，才使得张国焘能在中共一大上光芒四射，最终成为一大的“主持”人。一大结束后，张国焘被选进中执委，担任了组织主任。这是后话。
“小小年纪肯奋斗”——李大钊与一大代表刘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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