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徐志摩亲口对好友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徐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娶了陆小曼。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八宝箱”之秘

　　凌叔华、徐志摩的情感纠葛本可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可是却极少有人愿意提起，或许是关于徐志摩的感情方面做的文章已经太多，或许是这牵涉到一些当事人，人们就不愿意提起。

　　林徽因和凌叔华都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新月社”聚餐会期间，她们一度接触频繁。凌叔华租居过林家旧宅，林徽因父亲曾经甚至想请凌叔华作林徽因的家庭教师。

　　凌叔华较之冰心，伦理上多些叛逆，而对照林徽因，又未能完全挣脱传统道德羁绊。

凌叔华的情感生活最能说明问题，她强烈地追求所爱，并付诸大胆行动，最终却不能义无返顾，造成情感生活缺憾。

　　凌叔华的性格，不像林徽因的率直任性，也不像冰心的矜持内敛。她温顺随和得多，但又掺入一丝心机，染上一点“俗”气。她的小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独放异彩，经久耐读，随着社会前进读者将与日俱增。日后的“八宝箱”事件，使得两位才女在这场纠葛中暴露了各自弱点，可谓两败俱伤。


　　徐志摩的“八宝箱”其实曾两次寄存于凌叔华。第一次就是1925年徐志摩外出旅行那一次，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因为徐志摩确信:“只有L(凌叔华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不久后，在武昌的凌叔华曾托人把箱子带给上海的徐志摩。徐志摩又把箱子寄放在了硖石老家。后来，徐志摩客居胡适家中，从老家拿回箱子，但感觉放在胡适家不便

，所以他便再次把箱子交给那时从武昌回到北平的凌叔华再次保管。

　　只是，再次寄存时，箱子里多了几样东西，首先是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写于1925年徐志摩欧游期间。徐临行前嘱咐陆小曼把他远行后她的所思所念记成日记，等他回来后当信看。陆小曼从那时起便开始认真记日记，把日记本当作爱人的化身，一个人的时候便去亲近、诉说。不过据凌叔华证实，那里面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骂林徽因的最多，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