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门,游历了不少地方,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文化圈子以外的普通劳动者,不再有往日的孤寂。她在1933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两三年我脚没有停过,我的耳目不在城里在乡里,我比我们的朋友多认识一些真的中国人,他们是平凡穷困的人。”
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叔华创办《现代文艺》副刊,她应约出任主编。凌叔华在发刊词中写道:“若其让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不到两年时间,《现代文艺》便吸引和团结了如苏雪林、袁昌英、陈衡哲、冰心、沈从文、朱光潜、徐志摩、朱湘、卞之琳、巴金、胡适、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牵动了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10月,武汉大学成立战时服务
团妇女工作组,凌叔华积极加入其中,并随工作组赴汉阳鹦鹉洲伤兵医院慰劳抗日伤兵。回去之后,感触良多的她写了一篇题为《慰劳汉阳伤兵》的通讯,寄到《国闻周报》发表。年末,因战争形势的发展,武汉大学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也搬至“后方”。1938年3月,凌叔华、陈西滢一同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4月,凌叔华与胡风等96人联名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这期间,凌叔华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与热忱关心着抗战,同时也留心观察与体验着后方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抗战期间,凌叔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达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家园的热爱之情。
与朱利安,一段悲伤的恋爱往事
凌叔华的魅力男人们无发抵挡,对女人似乎也通杀。1967年,苏雪林在《其文其人凌叔华》一文里说:“叔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
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一个以刻薄着称的女人,居然可以这样以情人的口吻称赞另一个女人。
在那个年代,凌、陈是十分难得的自由恋爱结合的伴侣,且志同道合,简直是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只可惜没有不灭的神话,他们七年之痒过了,十年之劫却没躲过去。
1935年,凌叔华平静的婚姻生活被一个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打乱。
朱利安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他的母亲凡尼莎·贝尔也是一位知名画家。朱利安是一位有才华又有激情的青年诗人,他1935年应邀来武汉大学任教时,才年仅27岁。
朱利安与凌叔华在珞珈山相识,彼此都钟情并擅长文学、绘画等艺术,有共同的志趣,自然而然便多有往来。不久之后,这个浪漫的外国小子,就狂热地爱上凌叔华。朱利安从离家上学起,就喜欢给母亲写长信,每个星期总有一封两封。信里坦陈生活中的一切,这些信件很有文学史价值。朱利安在信中提到女朋友时,一向用的是编号,凌叔华是K,即第十一。
如此不同背景的两个人,坠入情网容易,理顺关系就极难。而且,对此事凌叔华一个字没有留下,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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