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作为一名微不足道的翻译，得到了第二次出洋的机会。他自己后来写道：“文久元年冬天，幕府决定向欧洲各国派遣使节，我也受命随行。第二年春天，先到法国[注: 法国（La France），全称为法兰西共和国，现在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位于欧洲西部，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意大利、摩纳哥、安道尔和西班牙接壤，隔英吉利海峡与英国隔海相望。]，然后又周游英、荷、普、俄、葡等国，文明的文物无不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如医院、贫民院、盲哑院、精神病院、博物馆、博览会等，眼之所见，没有不新奇的，一听到它的作用，没有不为之心醉的，我们这一行日本人不只停留在吃惊上，而是一面感到吃惊，同时又加以羡慕，想在日本国也把这些实行起来。这种雄心当然禁也禁不住。这就是我逗留欧洲一年的到处笔录的情况，回国后加以整理，并参考了一些西方著作写成了书，这就是《西洋事情》”。


　　更具对比性的一幕出现在福泽谕吉的回忆中，此番游历中他在伦敦偶遇三年前来此留学的中国人唐学埙，两人相谈甚欢。一次偶然谈到洋学教育的问题，福泽询问其时中国有几名洋学者，唐学埙估计只有十几人。福泽大吃一惊。唐又反问：贵国如何？福泽谕吉说，我们能懂英文的数以千计，能理解还能翻译教育别人的至少也有500多人。


　　福泽谕吉从这一刻断定，清国气数已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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