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广泛接触社会，扩大佛教影响。他居于庐山30余年，虽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高僧传·慧远传》），但并没有绝离尘世，而是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皆与交往，对谁也不亲不疏。从地方官员到朝廷重臣，从著名文学家、道土到农民起义军首领。举凡来访者，无不广泛结交。而且，居于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大多数是主动与慧远结交的。慧远以其超然出世的态度，周旋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间，并赢得双方的尊重，这样不但扩大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而且通过广泛接触上层人物，也使佛教进一步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

　　与此同时，慧远还从理论上结合道家“以无为本”的出世主义，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并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命运主宰权从天、上帝、鬼神手中夺回，交给每个人的“心’，引导人们从主体自身内部加强修养，积德行善，提倡通过念佛投生西方净土，从而对中国佛教净土宗思想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后的一些净土宗僧人尊奉慧远为中国净土宗初祖。

　　继法显、慧远之后，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昙鸾，他对中国净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进作用，可以说是净土宗的实际开创者。“北方大宏净土念佛之业者，实为北魏之昙鸾，故常推为净土教之初祖”（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

　　昙鸾是北魏雁门（今山西代县）人，他“家近五台山，闻其神迹灵怪，幼即往寻之，便出家”（《续高僧传·昙鸾传》），可见他是在幼年时代怀着对佛教的神奇向往而出家为僧的。出家之后，“广读经籍，尤研四论与佛性”（《续高僧传·昙鸾传》）。一方面广读博览佛教经书和儒道典籍，同时更深入钻研鸠摩罗什所译的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四种基本著作《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大智度论》和有关佛性的学说。

　　昙鸾于南朝梁大通元年（527）来到建康（今南京市），曾与梁武帝谈论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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