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年９月中旬，日军侵占大同以后，不仅对中国人民进行了血腥的统治，而且利用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烟毒和赌博来摧残大同人民的身心。赌博正是伴随日军的残暴行径在大同地区滥泛成灾。

　　日军侵占大同以后，就开始大肆煽动人们赌博。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收买大同地方秘密会社“清帮”的头目张明道，组织了“道义会”。由“道义会”的骨干分子出面领“戏”，开“俱乐部”（实为赌场），地方伪政府除对其征收所谓的“特种行为税”和“娱乐捐”外，还利用“俱乐部”作为特务活动的场所。一般人不懂什么是“俱乐部”，只知道它是赌场。当时，大同城内，在太宁观街、仓门街、北街天主堂、南寺和北门外等处都设有“俱乐部”。“俱乐部”中主要的赌博方式是“押宝”。后来，大赌头崔寿臣在大北街又设立了一所高级“俱乐部”——“聚贤社”，专供一些伪官员和大赌徒赌博所用。赌博的方式，除“押宝”外，还有打麻将、推牌九等。赌场设有女招待，供应高级饮料和点心等物。这里一局赌下来，有时能有数千元至万元的输赢。

　　“俱乐部”的设置，当然不限于城内，在口泉、矿区一带也有。如口泉街和下堡各设有一处，在同家梁矿的黄草洼也设有一处。这些俱乐部都附有一个戏班，经常演出。煤矿的俱乐部和它处的不同，它是由当时的“大同炭矿”出资委托几个把头经营管理的。他们名义上是给工人举办“福利娱乐事业”，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场，里边的“娱乐”项目只有“押宝”，参加赌博者多数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真正的矿工并不多。因为由外省招来的单身汉工人，出井以后，矿警怕他们逃跑，都派兵看守，因此他们都住在大宿舍，出入既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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