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的俱乐部以外，城内及口泉、矿区的几个戏院，也进行赌博活动，其方式是卖彩票，分４０个号码，戏散场时开彩，中奖号码可得到原票价２０倍的奖金。一场戏，有时能卖出４０００张票，而座位只有七八百，因此，不少买戏票的人并不看戏，而是在场外等待开彩。另外，戏院的大门内，有人还不停地在搞“小五号”（金木水火土五行）或“十二胡”（鼠、牛、虎等十二胡）的打彩（用气枪打转盘）赌博。戏院门前，人山人海，不是观众，而是赌众。参加戏院赌博的，大多数是家庭妇女，她们有碍于社会风气和个人体面，不能参加象押宝一类的赌博活动，因此就热衷于买彩票，由此可见赌风之盛。

　　此外，各个戏班到乡下演戏，只要向地方的警察署交足“娱乐捐”（其中包括贿赂），领得“许可证”，就可以放手赌博。因此，乡村中每多演一次戏，赌潮就高涨一次。“娱乐”成了“赌博”的代名词。

　　在煤矿，还盛行着大小把头间的相互赌博。这些人的赌博，以斗牌（推牌九）为主，一桌牌九往往能见到上万元的输赢。他们的赌资都是靠剥削工人而来的。

　　日伪政权提倡赌博，民间的赌风也刮起来了，斗纸牌和打麻将的人，在居民中随时随地都可以遇到。尤其是麻将，较大的商店和旅店把打麻将当作招待客商的手段，牌桌整天整夜不闲。普通居民，整天整夜搞赌博者，也大有人在。此外还有赛马。马都是由厚和市（今呼和浩特）、集宁一带调来的。男男女女的观众，差不多都要买一两回马票。有的人回回都买，而且一买就是很多张，达数百元的输赢。赛马会一般都要举行３０到４０天，输赢数目大为可观。

　　日军占领大同后煽起的这股赌风，使一些社会渣滓和一些大赌棍、赌徒，如“清帮道义会”中的几个头面人物崔寿臣、巨中信、张永福、张明道之流，由赌博中捞取了大量钱财。其他一些为赌场服务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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