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起始阶段和90年代以后的拓宽和深化阶段。其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海内移民的原因、海内移民的类型与路线、海内移民迁移的方式与地域分布、海内移民的社会结构与特点、海内移民的互动、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海内移民社会的转型与嬗变等七个方面。今后，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在研究领域、方法和资料来源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拓宽、整合和挖掘。

关键词：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社会结构；迁移主体

中国海内移民是指中国内陆向近邻的海岸带或近海岛屿带迁徙的移民。早在上古时代，我国就有许多内陆居民迁徙大陆海岸带或周边海岛，在那里繁衍生息。几千年来，中国海内移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因此，诠释和蠡测中国海内移民的活动，是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史、中国移民史、移民与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本文借助最近几十年来的科研成果，对清代及清代以前的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现状、关注的焦点、存在的问题进行粗浅的总结，以凸显中国海内移民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向。

一、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状况

中国的海内移民历史悠久，但真正对它的研究是晚近的事。相对于中国大陆的陆路移民来说，海路移民尤其是海内移民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整体系统的研究还不多见，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代表性专著和论文很难见及，主要是台湾学者立足于本土对本岛开发和宗族的研究，研究的领域十分狭窄，视野不够开阔。如《台湾开拓史话》[1]、《台湾汉人宗族发展的若干问题》[2]等。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主要集中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两个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起始阶段。
这一时期的研究刚刚起步，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有的地方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十分困难。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对沿海地区一个海岛或某几个海岛开发比较的个案研究。如已出版的专著有：《海南岛古代简史》[3]、《台湾开发史研究》[4]、《福建海岛经济概论》[5]等等；已发表的论文有：《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的研究》[6]、《海南岛与台湾岛历史开发的差异及其原因对策》[7]等等。这些文章大多从一个省、一个海岛或几个海岛个案对比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海内移民的情况。它们或商贸、或经营渔盐、或进行土地开垦。其中司徒尚纪教授在《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的研究》一文中从海岛移民主体的差异进行分析，认为：早期迁徙海南的移民绝大部分是苦工、难民、流放的“罪人”等等，移民的文化水平较低；而迁徙台湾的移民除农民、商人和游民以外，由于科举制度延伸到台湾，吸引了闽粤人前往台湾投考，前往台湾的移民文化水平比较高，这也是海南移民比台湾早，但开发程度却不如台湾的原因之一。[6](2)研究方法陈旧，没有跳出传统的以农业文明看海洋文明的藩篱。尽管在8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对海洋文化进行探讨，但大部分都是由社会经济史研究延伸而触及海内移民的研究，同时，也存在将海内移民的研究视为中国农业文化附庸的现象，既缺乏系统性又缺乏“海洋性”。
(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拓宽和深化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海内移民的研究达到高潮，学者们从各个方面系统地探讨了海内移民研究的现状，运用了多学科的“科际整合”的方法，视野比较开阔，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主要特点如下：(1)研究领域的拓宽。如从个案系统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有：《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8]、《清代的班兵和移民》[9]、《金门史稿》[10]、《妈祖的子民》[11]、《岭南历史人文地理》[12]、《广府寻根》[13]、《陆岛网络》[14]、《明清间闽南移民与“温州模式”》[15]、《海南历史开发过程中的人口迁移研究》(《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等等；从移民的社会阶层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有：《中国海盗史》[16]、《海上人家》[17]、《走向海洋贸易带》[18]等等；从移民与海岛开发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有：《东溟水土》[19]、《古代海南岛热带生物资源开发述略》(《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清代末年开发琼崖地利概述》(《海南大学学报》]998年第2期)、《清代台湾地方的开发与岛上对外交通》(《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台湾开发史研究》等等；从移民社会比较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有：《东洋航路移民》[20]、《海南岛与台湾岛历史开发的差异及其原因对策》、《清前期四川和台湾移民政策之比较》(《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等等；从移民家族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有：《从福建族谱看清代台湾移民的若干问题》[21]、《明清时期闽南两族的人口移动》(《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清代台湾与四川移民家族发展比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草根文化与移民社会整合》(《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等等；另外，学者们还从移民的宗教信仰、移民的方言等方面来研究海内移民，如出版的专著和论文有：《海南岛古代移民与海南方言》(《海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海洋神灵》[22]等等。学者们从海内移民的社会结构、移民模式、移民与海岛开发、移民的家族、移民的宗教信仰、陆岛互动、移民的方言、移民的民系比较等方面进行探讨，系统的研究较多，史料的挖掘也较深。(2)研究视野开阔。20世纪90年代初，杨国桢教授提出要建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主张，发表了《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23]、《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概念的磨合》[24]等文章。文章指出，随着海洋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中地位的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界加强了对海洋文明的研究，许多学科萌芽或生长出新的分支学科点。各个研究海洋的人文学科使用的概念内涵存在差异，有必要磨合，以利于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和磨合。文章对“海洋区域”、“海洋社会”、“海洋文化”等重要概念作了界定和论证。其界定是建立在通过“科际整合”之后的基础上，这些概念的内涵所呈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基本上可以说构成了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框架。“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所研究的内容，涵盖了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史、海岛或海洋国土开发史、海洋航运史、海洋渔业史、海港史、沿海及海外贸易史、海路移民史、海防史、海关史等专门史，并与中外关系史、海洋科技史、海域海事史、华人华侨史等交叉。”[23]中国海内移民是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学者把海内移民放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去考察，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文章和专著．如《闽在海中》[25]、《海上人家》、《走向海洋贸易带》、《东洋航路移民》、《海洋神灵》等等。他们分别从海内移民的民间信仰、海内移民中的商业移民、渔民、海内移民与海外移民比较等视角来描摹中国海内移民的历史场景。整合了海洋考古、宗教史、环境史、灾害史、科技史、海洋经济地理、海洋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和成果，填补了学术空白，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海內移民史研究关注的焦点

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其中关注的焦点很多，有些方面取得了共识，有些方面还存在争论。纵观中国海内移民的发展脉络，其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海内移民的原因
关于中国海内移民研究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框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最为流行的“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迁出地向迁入地的人口流动，是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引力相互作用的结果。[26](P489—494)但“推—拉”理论的主要侧重点是从形成迁移行为的客观角度来考察，也只能停留在对客观背景的描述上，无法对不同地区不同个体的迁移行为的差异作出详尽的解释。实际上，对迁移行为的考察应从客观环境与主观动机两个方面着手。有的学者还运用了“投资—利润”理论和“期望收入”理论，以分析迁入者的主观选择。陈达教授认为，海内移民迁移原因有四：人口压力和旱灾饥荒所形成的移出推力、环境因素、精神因素、支配力量。彼德生(William Pesterson)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当然，上述理论并不能解释移民的全部动因，一些特殊的情况还需作具体分析。
(二)海内移民的类型和路线
关于海内移民的类型，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划分。例如：个别移民、集体移民、大规模移民；国内移民、海外移民；合法移民、非法移民；自由移民、政府或团体有组织的移民；军事移民、民间移民；政治性移民、经济性移民、民族性移民；强制性移民、暴力强制移民、自愿移民；有的分为“移民”、“新贵”；有的则分为原始性、强迫性、推动性、自由性、大规模性；还有人分为革新移民、保守移民等等。这些区分有助于说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移民现象的特点，分类的界线也比较清楚。[27]葛剑雄教授主张按移民的性质分类，可分为“生存型移民”和“发展型移民”两类，并且认为“生存型移民”迁移的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而不是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发展型移民”迁移的原因不是迁出的推力，而是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生存型移民”有时取得“发展型”的结果，“生存型移民”中包含了主动求“发展型移民”。有时很难确定某一次移民和某一位移民是属于哪一类性质。[28](P48—54)这样，“生存型移民”和“发展型移民”似乎是很难区别开的。鲁西奇先生在《移民：生存与发展》一文中认为：从根本上说，这(指“发展型移民”)仍然是受生存欲求的驱动。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型移民”实质上也是一种“生存型移民”。从移民动因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所有的移民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生存型。[29]刘登翰教授在《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一书中也坚持这一观点，不过他认为，就其性质而言，政治性移民和经济性移民的划分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其他的划分，如自愿与否，合法非法，人数多寡，都可能由此派生。[30](P67)关于海内移民的路线，学者们划分为大陆内地向海岸带移民、海岸带之间移民、陆岛际间移民、海岛与海岛之间移民，有的划分得更细。
(三)海内移民迁徙的方式和地域分布
司徒尚纪教授认为，移民的移居方式一般采取墨渍式、蛙跳式(板块转移式)、闭锁式、占据式、杂居式等多种方式。这几种方式对移民民系和文化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移民的移居地分布的原因，近年来有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陈正祥教授比较了漳泉籍移民在台湾的地域分布，认为他们并非分居，而是大体呈现地域有别、各自聚居的状况，“泉州人多分布在西部沿海平原和台北附近，漳州人多分布在西部平原内缘、北部丘陵地带、宜兰平原以及东台纵谷的中部。”[31](P227)广东人则主要分布在西北部丘陵、屏东平原的北部与东部，以及东台平原的中部。对于如何如此分布，陈正祥教授的解释是移台时间的先后问题，即泉州最接近台澎，移民来台早，故先占平原，后来者只好占更远的平原边缘、丘陵和山地。[9](P140)庄国土教授基本赞同此观点，并从海洋移民的大背景下探讨漳泉移民在台湾及海外地域分布的差异，认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有三：移民推力方面的差异；泉州人主导海洋贸易网络；与台湾对渡口岸主要设在泉州府境内。这些移民的差异或许可用于说明漳泉移民在台湾分布的不同，而且可能说明漳泉籍人职业的差异，解释为何泉人居多且多从事贸易。[32]施添富教授比较迁台的漳、泉、粤移民的祖籍地与迁移地的生态环境与生计活动，发现两者极为相似，因此认为决定清代在台汉人祖籍分布的基本因素是“移民原乡的生活方式”。[33](P180)余光弘教授对此观点基本赞同，但提出两个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第一是移民如何选择可以复原原乡生活方式的居地?其次闽粤两省在17—18世纪的人口压力，已导致闽粤人迁往四川盆地、汉水流域甚至有远至南洋、南美洲者，仅隔一个狭窄的台湾海峡，为何吸纳的移民主要偏于闽南、闽西及粤东?同样的闽粤外移者中，为何某些人宁愿选择台湾，而不前往东南亚，或往内地的丘陵山区，或中国大陆其他沿岸地区另觅居地，他们如何权衡选择?如何建立其网络?[9](P172)庄英章教授在《林屺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特别强调生态、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影响对移民聚落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寺庙和家族组织在影响移民的分布和土地拓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34]张清代、林亦修在《明清间闽南移民与“温州模式”》一文中认为，闽南人迁居温州首先选择的是海岛或沿海半岛，或自港湾溯江而上，顺着山谷向周边发展。主要原因是这里是统治阶级统治比较单薄的地方，另外可以降低“土客”矛盾冲突的程度。他们保持着原来的语言和风俗，而且与祖籍地保留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5](P59—60)以上是学者们对移民的地域分布观点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具体问题还需具体分析。
(四)海内移民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关于海内移民的社会结构和特点，学者们大多达成了共识。海内移民早期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进行整合，随着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嬗变，移民的社会结构逐渐变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进行整合。海内移民的职业结构和阶级结构比较单调，除了少数的官吏以外，大多来自于下层民众，如蛋民、渔民、流民、海盗、海商等。海内移民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移民都有一个自我认同、自我建构的过程；移民的目的是定居，而不是做短暂停留；移民是从祖籍地迁来的，有别于移居地的土著居民；移民的过程时断时续。以上涉及的只是海内移民社会带有一般性的特点，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应该有不同的特点，很难一概而论地加以归纳。
(五)海内移民的互动
这一方面学者们论及的较少，主要集中在不同祖籍地移民的“分类械斗”、汉番冲突与融合、宗族互动等方面，其他如陆岛互动、移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移民的乡土回归、馈遗家乡等较少论及。台湾学者尹章义教授在《台湾开发刍论》中把台湾从先居民社会向汉人社会的整合过程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型：汉番之间的接触可分为危难救济、贸易和番、婚嫁养继和业佃关系四个基本类型；汉番合作则有农业经营、水利开发、社务合作和地方治安四个基本类型；汉番竞争与冲突则可以分为经济型、族群型和复合型；涵化关系可分为番人汉化、汉人番化和复合型三个类型；分化活动则可以分为番民迁徙和汉移民再殖两个类型。[35](P2lo)
(六)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
学术界关于移民与海岛开发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系统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只有关于台湾岛和海南岛开发的研究成果相对多一些，其他海岛开发的研究才开始起步。能够见到的专著和论文有：《福建海岛经济概论》、《山东海岛研究》[36]等，其中《中国海盗史》从海盗移民海岛定居开发的视角研究海盗在开发海岛中的作用，《陆岛网络》从移民在台湾海港兴起中的作用的角度来研究移民和海岛开发，《东溟水土》从移民与农业开发的角度来研究海岛的开发。而《古代海南岛热带生物资源开发述略》、《清代末年开发琼崖地利概述》、《清代台湾地方的开发与岛上对外交通》等论文分别从热带生物资源、土地和水利、海岛的对外交通等方面研究了移民与海岛的开发。尹章义教授在《台湾开发史研究》一书中分别从台湾开发史的特殊性格、台湾开发过程的五个阶段、台湾开发过程中的族群与语群关系、台湾开发的各种经营形态、台湾开发时期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台湾开发史的成就等六个方面来研究台湾开发史，并认为可以与内地的云南、贵州或沿海的海岛作比较研究，这是极有意义的题材[4]；司徒尚纪教授在《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的研究》一文中，从原始植被和人类早期活动、历代地方行政建制和政区沿革、民族迁移与人口分布、土地利用与作物分布、森林变迁的前因后果、刀耕火种及其特点的分析、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等七个方面对海南岛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开发情况作了详细的研究，并检讨了开发的得失。[6]他还在《海南岛和台湾岛历史开发的差异及其原因对策》一文中，从自然地理环境、人类活动对地区的历史压力不同、人口地理状况、历史发展进程的方向性、政权生存的关系、近代社会经济条件、地方建制级别等方面的差异，阐述了海南的开发程度虽然早，但却落后于台湾的原因。[7]另外，他还在《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一书中，从历史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城镇体系和城市特色、交通网络和分布格局、地区聚落与建筑文化、汉民系方言地理、汉民系风俗文化地理、汉民系宗教地理、汉民系文化圈接触和文化整合等方面，比较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在岭南的不同分布情况及自然历史人文地域差异，而且在文化深层结构上揭示了各个民系区域的本质特征，对海岛的开发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12]
(七)海内移民社会的转型与嬗变
海内移民社会是一个过渡社会，最终要向定居社会转型和嬗变。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移民社会的各个特点逐渐削弱而为定居社会的特点所取代的过程”。[8](P51)至于进入定居社会的标志，可能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标志。关于移民社会转型的研究，李国祁教授提出了“内地化”的观点，而且对台湾“移垦社会”的特点作了详尽的论述。陈其南教授提出了“土著化”的观点，认为用来确定此种变迁方向的两个指标是：祖籍人群械斗由极盛而趋于减少，同时本地寺庙神的信仰成为跨越祖籍人群的祭祀圈；宗族的活动则由前期以返唐山祭祖的方式渐变为在台立祠独立奉祀。[37](P361一362)陈孔立教授比较了“内地化”和“土著化”的观点，提出了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发展的模式是“双向型”的。他认为移民社会结构以祖籍地血缘关系为主进行整合，是台湾移民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个特征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根本标志，其他地区的标志应作具体研究，但以移民为主体转变为移民的后裔为主体应是标志之一。也就是说，大量移民基本上结束，移民已定居下来，繁衍后代，新从外地来的移民在社会上已经不占多数，移民的社会结构也有所改变，以祖籍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整合逐渐淡化。从移民来说，也逐渐认同当地，自认是当地人，与原籍地的关系相对淡化；社会结构逐渐复杂，经济文化逐渐发展和进步等等。另一方面，移民社会的某些特点还会在定居社会中发生影响。研究和了解移民社会遗留下来的特点，对于认识经历过移民社会的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8]尹章义教授在《台湾开发史刍论》中把台湾从原居民(人)社会过渡成汉人定居社会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番人渔猎粗耕社会规定期、番人优势汉人劣势期、番汉均势期、汉人优势期、汉人农业社会稳定状态期，而且强调了台湾汉人经过移民社会形成过程的五个阶段，才可能从番人社会转型为汉人的定居社会。尹教授还列举了很多指标可供参考：各个地区的原居民是否好战、汉番接触的最初经验、大量汉人移人时是否经过适当的媒介人物、汉番人数的比例、生产技术与能力以及政府干预的程度等因素，都会影响转型期各阶段的发展，设置塘汛和巡检、县丞等基层官吏，设置汉番界碑、土牛堆、防隘城围、清番地、番租、汉番控诉案件、汉番冲突、汉番之间的互助、依赖关系、主客体的易位、理番衙门的设置等等都可以作为过渡各期的指标。[35](P105)刘登翰教授认为，仔细研究这五个阶段和指标，可以概括为前后两个发展期，即以先住民为主体的社会发展期和以汉族移民为主体的社会发展期，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期，即尹著所称的“番汉均势期”。[30](P104)在台湾，由于汉族移民和先住民基本上并不混同居住，其各自的社会形态往往相互独立。即使到了后期，汉族移民成为台湾社会的主体以后，先住民原先所固有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特质，依然散点式地保存着，只是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汉人文化的影响。台湾社会形态的嬗变不是从一个原有的社会形态慢慢地由低级向高级形态演变而来，而是由移民携带而来的另一种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植入，并成为主导，才造成社会形态的嬗变，在这里，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嬗变的标志至为关键。刘登翰教授把汉族移民的大量灌注、土地的拓垦、文化的流播等作为台湾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嬗变的指标。[30](P105)关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嬗变的指标，学者们尚未取得统一的定论，笔者认为，应该结合上面的各个指标，从移民社会的动态结构和静态结构结合的层面上来探讨移民社会的转型更为合理。
以上是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中引起学者们关注的几个焦点，有些方面已取得了共识，有的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于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三、中国海內移民史研究的几点展望

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学者们作了大量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于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领域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中国海洋移民史是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环中国海海内移民是中国人口迁移的一个类型。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要突破以往从区域史的角度局限，把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置于国际移民史的大背景，以及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背景下，作整体和系统的研究。李亦园教授认为，如从地理区域的观念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其一是作为海外发展基地的沿海地区，其次是沿海的岛屿，再次是非本土的海外地区。这三个区域之间的问题互相构成密切的关系，对某一问题的了解，必须帮助其他问题的解答；而对某一问题的忽略，很可能导致其他区域研究的缺陷。[38](P3)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研究领域亟待拓宽。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范围包括，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移民与海洋之间、移民与移民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整合，即海洋移民群体、移民与海洋区域社会、移民与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领域应进一步拓宽。如传统的渔民、船员、海商、海盗和中国沿海海岸带的贫民、流民以及官兵、知识分子等移民的整合；古代的各种海上力量、陆岛支持力量的组织构成；移民与临海港市、岛屿和传统活动的海域、海内移民对开发海岛和沿海海岸带的贡献、海岛开发的模式；移民移出地和移居地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海内移民的家园重建、海内移民的互动、海内移民对移出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海内移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环渤海湾海内移民、山东沿海海内移民、江苏沿海海内移民、浙江沿海海内移民、海内移民与海洋经济管理、海内移民与海上走私和反走私：海内移民与海外移民的比较研究、海内移民与陆地移民的比较研究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二)研究方法有待于整合
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需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方法的结合，文献资料的研究和非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就为我们提供了最大限度地复原移民历史的可能性。”[28](P20)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国桢教授积极倡导建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提出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架构和方法，并认为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去观察海洋移民的历史作用，实质上就是把海洋移民置于中国传统的海洋经济圈内，观察他们在中国沿海地区与海外国家或地区文化传播互动中扮演的角色。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在中国，而眼光却盯在中国之外，可以说是吸收了比较世界史的方法。[39](P211)中国海内移民史还可以借用移民史的研究方法，如关于移民的动因、移民的类型、移民的性质等等都可以参考借鉴。此外，80年代国外的“逆预测方法和后向预测方法”，“家庭与社区重建的方法”等人口学的方法都可以采用。同时，我们还可以运用海洋人文社会学、地名学、语言学、田野调查、考古学等方法，以达到多学科的“科际整合”。另外，还可以借用和收集奏疏、史料、地方志、族谱、家谱、笔记小说、口碑传说、报刊、文史资料等研究资料，如此，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水平将会有一个大的提高。
(三)研究资料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要注意基本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其中正史和地方史的资料是最重要的史料，包括实录、皇帝的朱批、地方官员的奏疏、地方志、地方官员和文人的撰述、报刊、文史资料等等。此外，我们也要注意搜集民间的族谱、家谱、契约文书、口碑传说、笔记小说、碑文、账簿等资料，以补充史料的不足。例如，族谱、家谱往往记载了族人、家人移居客地的年代、人数、从事的职业以及移民的原因等，是研究中国海内移民史的重要资料。由于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资料的残缺和遗漏．我们在研究海内移民史时，利用田野调查法得到的家谱、族谱、碑文等第一手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可以解释移民与不同族群接触的方式、族群互动等，所以，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的资料有待于进一步地挖掘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