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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陈宦的老师——他曾经担任过陈宦母校京师大学堂第一提调。他还是陈宦在四川期间的幕后高级政治参谋，曾经在日本考察过两年宪政(1906—1908)。何积祜，湖南道县人，清末举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何凌汉为探花，其祖父何绍基为进士(1836)、翰林编修，书画家，学者，其叔祖父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均为书画篆刻家。邓文瑗，蓝天蔚岳父，举人，河北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于钟鼎文。楼蔷庵，浙江诸暨人，书法家。修承浩(1875～1953)，字翰青，湖南沅陵人，1902年举人，曾经担任过广西宜山县、富川县知事，广东阳江厅同知，云南都督府副秘书长。张之江(1882—1966.5)，字子姜，河北盐山县人，1899年考取了秀才。
从政治立场看，陈宦的幕僚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帝制派”(旧派、北派)和“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两派围绕支持袁世凯还是支持护国军这个政治立场问题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帝制派”(旧派、北派)以张联菜为首，包括冯仲书、李炳之、熊祥生、刘虎臣、张庆云等人，大部分是北方的北洋派。“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以刘一清为首包括胡鄂公、邓汉祥、雷飙、王彭年、冯玉祥等人，大部分有过反清革命历史。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务处参谋的张之江回忆说：“陈的左右分新旧两派，旧系以参谋长张联菜为首，是倾向拥袁世凯的；新系以总参议刘一清为首，是同情护国军的。”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需处参谋的王彭年在1960年7月回忆道：“及筹安会起……凡筹安会傀儡场合，皆不令我参加。我等积极密谋，如何反袁，一时帝制派，反帝制派形成两大壁垒，暗斗颇剧。”1916年4月20日晚，“反帝制派”“集会于邓汉祥宅，讨论进止”。“反帝制派”采取各种措施推动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反袁，如屡次向陈宦分析时局、以轻重利害向他进言，最终促成陈宦决策宣布四川独立并和袁世凯断绝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四川独立反袁统一战线；担任反袁联络官，东进南下秘密联合其他反袁政治势力，为四川独立创设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以张联菜为首的“帝制派”除了游说陈宦拥护袁世凯之外，还狂热地与护国军激战于泸州、綦江，如熊祥生和李炳之就与蔡锷部激战于泸州，导致护国军收复的泸州得而复失，损失惨重。刘虎臣与戴勘激战于綦江，曹锟说他“率领全团分赴合川、垫江防剿土匪，匝月以来，勤劳卓著”。熊祥生还在1916年3月27日致电袁世凯反对袁世凯退皇帝位：“忽奉撤消帝制之电，全体官兵同深愤懑……早歼巨憨，仰慰圣怀。我军休养数日，锐气全复，骤闻帝制撤消之命，官兵心无凭依，颇滋疑虑。乞诸公竭力耸动，勿轻听人言，遽变大计。务恳收回成命，以给人民之望，而系天下之重……副司令熊祥生叩。”李炳之在1916年5月10日得到陈宦在5月3日致电北京劝袁世凯退位的电文之后，马上发表《拥护中央决不听鼓(蛊)惑电》表示效忠袁世凯：“陆军部段总长，参谋部王总长钧鉴，借用唐次长定密。顷阅陈将军通电，恳求主座(即袁世凯一引者)退位，殊深骇异。吾辈始终以拥护中央为心，断不听信鼓惑谣言，现职旅第一团驻扎在重庆，其第二团之两营虽驻成都，军心可靠，请勿为念。惟此后本旅一切行动……仍恳钧座指示方针，俾资循率。毋任叩祷。李炳之叩。”尽管如此，“帝制派”还是没有阻挡住四川独立反袁的步伐。 陈宦幕僚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与落后并存，具有异质性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民国初期的社会是一个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期社会，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是政治层面与器物层面上出现了西方近代化因素。比如军队开始利用西洋、东洋的操典、器械。第二，这和陈宦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有关，久经官场的陈宦为了减少政治风险、左右逢源、进退有据，特意在幕僚中既安排拥袁的“帝制派”，又安插同情蔡锷的“反帝制派”。正如刘一清所说：“其他调用人员，亦夹杂有不少民党分子，如修承浩、雷飙等系蔡锷所荐。陈处处含有两套手法，能说他无所容心，是偶然巧合吗?”第三，这和陈宦的经历、背景、嗜好、情趣、价值取向有关。陈宦接受过几十年的儒家经典教育，并且考取过秀才、廪生、拨贡，但他又曾经就读于新式学堂，如湖北武备学堂、京师大学堂，而且追随锡良推行新政达8年之久，191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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