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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初曾经到德国考察军事。可见，他本身就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人物。
其次，陈宦的幕僚具有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体现了其地域主义与任人唯亲的用人特点。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团队具有浓郁的血缘、地缘、业缘色彩，陈宦的幕僚也具有浓郁的地缘、业缘色彩。
血缘关系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是一种最悠久、最亲密和影响最深远的人际关系，政治人物往往把血缘中的忠诚、团结带人政治领域，用人首选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员。但是血缘关系有限，况且因为地缘和血缘具有密切的联系——正如费孝通指出：“在稳定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与地缘的因素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所以政治精英选拔人才之时，也会考虑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他省的人更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长期生活于同一环境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在中国的地缘关系中，省界观念最为强烈。戴季陶指出：“某省者，某省人之某省也。此省界存在于国民心脑中，实一牢不可破之怪物也。中国之国民，其爱省之心实较爱国为切……然知中国人省界之深也。试以政治之分野观察之，某省而忽出一显吏，则其相援引者，必以半以上为同省之人。太平天国战后，曾国藩执政。湘人掌权，于是国内湘人同时为督抚者十五人，其它之幕僚属员无论矣。此一事也，湘人至今以为美谈而自负焉，省界现象也。合肥李氏执政中枢，而皖人附骥登龙者复盛焉。即日之政界，其若干省有执权者居枢要，则若干省之人皆得簧缘以进，而其它省无执政者之若干省，则群嫉而忌之焉。此亦有省界之现象也。”
陈宦的幕僚团队也有这种省界现象，其幕僚中两湖同乡很多，如刘一清、胡鄂公、熊祥生、王彭年、王芗臣、马贶生、修承浩、雷飙、何积祜、王奎楼等人。
陈宦幕僚群体的业缘色彩也很浓。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上下级、同学、同事、结义兄弟、有共同兴趣爱好者等一种较为广泛的关系。这种业缘关系，虽然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陈宦幕府中很多人与他具有业缘关系：刘一清是他的老部下，陈宦为新军第二十镇的统制时，他是其正参谋，陈宦为黎元洪幕僚时，刘一清是其同事，陈宦为参谋本部次长时，刘一清为参谋本部的第一局局长。张联桑、李炳之、季自求、伍祥祯、冯玉祥、刘郁芬、张之江、邓汉祥、王彭年、孔繁锦均为其老部下。胡鄂公是其在黎元洪幕府中的同事。何积祜、楼蔷庵、邓文瑗是其诗文唱和之友。
陈宦幕僚的这两个特点给他的政治命运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幕僚团队的异质性导致陈宦内部四分五裂，内耗、不稳定，无法形成坚强的战斗力。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体现了其用人的地域主义与任人唯亲而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导致四川失势者对他怀有很深的怨恨，从而使陈宦在四川的权力基础很不牢固，最终不得不败离四川、淡出政坛。
总之，陈宦入川之后，其用人的地域主义、任人唯亲色彩是很浓的。他曾经说：“用人一层，亟须分别汰补，实行振刷。”陈宦因此“把原来的厅道局官员撤换了一大半，在各方面安插自己带入四川的文武闲职人员”。季自求劝说陈宦不要独立时就说：“川人浮动成性，就安陆入川过程，川人失势者方修怨于四方上下，今与中央脱离关系，斯川人动作有辞，纸虎戳穿，益难统治。”这些因素都是陈宦在护国运动结束之后，不得不败离四川，从此淡出政坛的重要原因。与陈宦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代的张作霖在护国运动结束后仍然牢牢地掌握奉天的政权，且用3年时间统一了东三省(1916—1919)，用7年时间杀人中原(1919—1926)，掌握了中央政权，这其中就和两人的幕僚特点有很大的关系上一页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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