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历史视野下的儒学重建 |
 |
时间：2009-7-24 13:43:12 来源：不详
|
|
|
，要完成"秩序的重建"，就涉及到一个们复兴儒学所应借鉴的"转向"的问题——秩序重建。
余先生说："无论'上接孔、孟'，或形上系统都不是理学家追求的终点，二者同是为秩序重建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前者为这一秩序所提供的是经典依据，后者则是超越而永恒的保证。一言以蔽之，'上接孔、孟'和建立形上世界虽然重要，但在整个理学系统中却只能居于第二序（'secondorder'）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则非秩序重建莫属。" 他在肯定过去传统叙述方式的合理性的同时，进行了隐晦婉转的批判，否定了通常意义上的"理学史"或"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通常对于理学和理学家的误解，都是囿于传统的思路和方法，这导致人们忽视了思想与政治的关系，误以为理学家只是空谈形而上的心性义理而游离于政治之外，他对新儒学以"道统大叙事"的方法叙述理学史的做法也有不同看法，认为"道统大叙事"把理学当做绝对超越的内圣之学或形而上学，给人感觉新儒家的为学路向仅此而已，所以招来很多新儒家人物的异议。并且，余先生放弃了他一直提倡的"内在理路"说，而强调外在政治文化在理学历史和思想研究中的中心位置，在说到朱熹、陆九渊时，避而不谈通常关于朱陆之辩的争论，在谈两人"外王"方面也就是"得君行道"方面的一致性时却大费功夫，这实际上在暗示，不管心学还是理学，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价值和意义，一切意义都必须在具体而现实的政治语境中呈现出来，这就关系到关于"得君行道"和"道理最大"哪个是第一序的问题。
对于此说，很多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余先生的立场是有问题的，他将儒家的关怀视为秩序的重建，而所谓的秩序基本上就是政治秩序，只有现实存在的政治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而在他们看来，理学世界也是真实的世界，是高于人间世界的价值世界，两者不能分割，余在否定理学家工作同时也否定了理学家辛苦建立的绝对的、普遍的道德价值。所以余先生所说的"第一序"与"第二序"，其实应当再颠倒过来。可是这样又回了余所批评的注重"内圣"或强调哲学史脉络的一端，即强调"第二序"应是"第一序"，对此，葛兆光先生给了一个比较折中的评价，在他看来，无论在余英时还是在几位评论者的文字中，传统的'内圣'对'外王'，'道统'对'政统'、'思想'对'政治'，这种两分法仍然很明显，余英时的历史叙述固然有这种从'内圣'迴转到'外王'的倾向，而评论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其实也还是这种看似相反实则一致的二元倾向。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看待问题的方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得君行道"，那些不能却又要"行道"的士大夫就要建立一个有高度知识和思想的自己家园，借助一个绝对和超越的价值概念，来确立他们批评的权威性，这是那些处于边缘的士大夫实现政治意图的唯一途径。所以"十一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在政治首都洛阳正当持实用策略的一批官僚在皇帝的支持下，紧锣密鼓的推行他们的实用的、速见成效的新政策时，在文化中心洛阳，却聚集着一批一支相当有影响、却暂时没有权利的高级士大夫，他们坚守着一种高调的文化保守立场。 "两者并无本质区别，无论在朝在野都在忧君忧民，抒发着自己家、国、天下的儒者情怀。所以，在宋代思想史中，虽然我们通常看到的是"理"、"心"、"性""气"这样的语词，但是他们最终却是落足于从"正心修身"到"治国平天下"。在他们看来，这是就是普适的"最大道理"，因此，在不能实现第一序的"得君行道"时，第二序的"道理最大"就自动成为第一序。而他们也确实在影响着当政者的政策方略。当他们有机会"得君行道"时，"第一序"和"第二序"就同时发生了颠倒。
余先生强调"得君行道"这一脉络，把它概括为"秩序重建"，并且作为理学系统中的"第一序"，这使他很难回答"内圣"脉络下同行的发问，这是因为两者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下的观点。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道理最大"这一想法，也并不只支持"内圣"，它还支持"外王"，在皇帝必须通过士大夫参与或与大多数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百姓的过程中，士大夫只能借用绝对的和超越的道和理--"道理最大"来制约至高的皇权！
我们提倡儒家的复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