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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五四危机新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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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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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政治的、经济的合理性出现了危机，五四知识分子反思这一历史过程，最后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失败归罪于儒家文化。笔者认为：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而这种情绪化反应是累计合法性危机的必然后果：中国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及其合理性的危机引起其同构的传统文化的正当性危机。
[关键词]五四儒学；新文化运动；累积合法性危机
一、问题
在对新文化运动反儒学原因的探讨中，学术界代表性的解释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一种解释范式是转型时代，以张灏为代表。张灏认为在转型时代各种报刊和思想以及新式学堂的出现为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欧阳军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说法：“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解释又是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民族，与外来文化接触，自然会反思自己的文化……这种反思便会带有强烈的批判倾向，或者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其他的研究尽管结论不同，但也未能超出这一解释范式。比如，林毓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权”，造成了“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五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来，利用这个空隙来“全盘反传统”的。
另一种解释超越于转型时代，将五四儒学的这一际遇放到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一解释范式是由金观涛提出的。他在解释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一体化解体后新的一体化意识形态更替这一现象时，提出了“超稳定结构”：以儒学的哲学观、价值观为基础的上层大一统官僚机构以及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中层(乡绅自治)和下层(宗法家族组织)组成的社会政治结构。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就是这一结构在遇到外来文化时发生的转化。
就上述的两种解释来说，第一个解释无法说明新文化运动只将儒家文化作为反对的对象，而同样构成中国文化的道家、法家、墨家却没有受到明确的批判；而且也无法解释将中国文化归结为儒家文化继而化约为纲常礼教等由面到线到点的方式来加以批判这一现象。第二个解释说明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更替是一体化的，对解释五四儒家文化遭到批判这一历史现象有一定的道理，它找到了儒学被整体上批判的一个来源，即和政治及其社会的同构。但是，这一范式在说明这一问题时认为实体上的儒家文化的被继替与事实不符。在新文化反儒的过程中，主要批判的是文化的纲常名教，即儒学的意识形态部分，而儒学的相当传统不仅没有受到批判，而且像陈独秀和李大钊还认为儒学的一些东西有价值。二是同时作为中国文化的法家、道家等文化也没有被批判。这些事实说明，儒学只是作为一个靶子：“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儒学作为一个靶子遭到批判这一事实体现了五四新文化健将批判儒学的主观方面，而这一主观方面的产生又与中国的大历史背景极其相关。这是上述两个范式不能解释的地方。本文尝试用一种新解释范式——累积合法性危机，这一范式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来解释五四时期的儒学危机。
二、累积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是哈贝马斯用以描述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趋势的术语，指“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笔者综合了诸多合法性的定义将其界定为：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个系统认为是最好的信恋。而合法性危机就可表述为失去其成员的孝忠继而被认为是一种不合序统的特性。显然，合法性不仅指对政治体系的“最好的信念”，它还包括对经济的有效性和文化系统正当性的认同。具体而言是指这样一种特性：以某种系统合法性为核心，[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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