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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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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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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君主尊儒习经后，制诏诰令中征引儒经之风渐盛。汉武帝《举孝廉诏》中首次完整地征引了《论语》“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师”一段经义。上文提到的武帝策命三王的制文则是迄今能看到的较完整的汉代诏书，制文中引《诗》“高山仰之，景行向之”，表达对周公的仰慕效法，又引《书》“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后羞”，告诫受封为广陵王的刘胥。此诏被司马迁誉为“文辞ｌàｎ＠⑾然，甚可观也”〔88〕。
据粗略统计，《汉书》诸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180篇， 这些诏书共征引经文35次，如武帝时凡引8次，成帝时引10次。 《后汉书》诸帝纪保存东汉诏书约120篇，征引约50次，征引次数最多的是汉章帝，约20余次。有的论者以为“西汉帝王引经下诏比东汉普遍”〔89〕，实际上东汉引经之盛超过了西汉。被征引的经典中，以《诗经》、《尚书》征引频率较高。
诏书征引儒经言论的主题，范围十分广泛，主要涉及到以下十个方面：（1）重农；（2）举贤；（3）治吏；（4）宽刑；（5）攘灾异；（6）应祥瑞；（7）施惠政；（8）申礼制；（9）倡伦理；（10）示谦惧。这十大方面反映了儒家治国之道的基本精神，它们被诏书频繁引用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家治道确实在不同程度上与汉代君主政治结起来。作为一种训政方式，其目的是为了论证君主的政治举措乃发自经典本义，依据于圣人之法，因而是勿庸置疑天经地义的。依汉制，帝王诏令颁于朝廷，布达于民间，史称“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90〕，郡守甚至要专门“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91〕。借助于儒经的缘饰，诏书除起到布达政令取信臣民的作用外，亦收弘扬儒术教化万民之效。当然，经义征引也有流于程式化的弊端，有些缺乏实质性内容，沦为一种文章修辞手法而已，这在东汉尤为明显。
严格地说，上揭引经下诏的训政情况仍然有笼统混沌的一面，冠冕堂皇的征引未必说明儒家信念就是君主施政的真实出发点。以施政层面看，儒学与君主政治的结合方式和程度，可以进一步析为两种关系模式，其一是循经义真精神施政，一是援经义以附会缘饰，两者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了。
先来看前者，即儒家“治道”的一些原则确乎为君主所认同，并贯彻到实际政治的操作层面，造就了实质性建树，荦荦大端者有：
其一，儒学教育使汉代君主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儒家关于政治文化改良的学说主张，从而对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以汉武帝为例，他不仅从学术上尊崇儒术，而且还遵循儒家理想，施行了一系列上层建筑的改革，如行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协音律”〔92〕等，完成了汉初儒家期待已久的礼制改革。在董仲舒等儒学宗师的阐发下，儒学中的大一统、强干弱枝等施政精神也得到显扬光大，为汉武帝所认同，促成西汉中叶统一学术、削夺藩国等重大改革。
其二，儒学经典中广开言路、议政以制的民主性观点，对汉王朝政治运作有较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专制制度。如《尚书》中的《夏书》：“惟帝时举，敷纳以言”。《商书》：“先王肇修人纪，以谏弗ｆú＠⑿”。《周书》：“议事以制，政乃不迷”。《洪范》：“谋及乃心，谋及庶人”。这种思想对汉代君主浸润甚深，廷议形式的议政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制度“楷式昭备”，在历史上较为突出。不少有为君主能够认识到“事以议从，策由众定”（汉章帝语）对巩固统治的意义，“莫不谘取善道，博采稽古，虚己以延纳＠⒀，发嘉诏下及幽隐，求所裨益”〔93〕。基本做到有政必议，阐析利害，集思广益，为国家政务的决策提供了比较合理可行的处理方案，对加强封建统治有重要作用，缓解了专制带来的问题和弊端。
其三，儒家的民本论和屈君伸天思想，对汉代君权构成一定制约。前者如《孟子》：“民为国本”，“民贵君轻”，《荀子》：“君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者如《周易》：“天垂象见吉凶，”《春秋繁露》：“《春秋》之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94〕。上述思潮盛行于两汉，对君主人格有所抑制。皮锡瑞归纳道：“其时人主方崇经术，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95〕赵翼亦指[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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