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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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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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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汉代君主诏多惧词”〔96〕。如元帝诏称：“元元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97〕。一代英主汉武帝，亦在晚年下诏罪己，承认既往所为“多有狂悖”〔98〕，这在后世君主那里是不多见的。同时，两汉君主亦多能容忍大臣极言直谏，许多激烈言辞未被加罪，反映了汉代君主政治中较开明的一面。
其四，儒家德治思想在两汉得到不同程度的贯彻。儒家要求统治者爱民惠民，视民如伤，博施众济，具体体现在重农本、薄税敛、制民之产、使民以时等主张上。两汉君主都把重农本奉为基本国策，许多君主都在春季下诏劝农桑，废除苛政，赏赐民爵和布帛，停建劳民工程，赈济穷困鳏寡孤独，表彰孝悌力田等。薄田赋亦是汉政特点，两汉基本保持在三十税一的水平上，而遇灾荒等特殊情况，又有临时性减免。
东汉开国之初，承前朝之弊，农民奴隶化现象严重，光武帝循“天地之间人为贵”〔99〕的重民观念，多次颁令释放奴婢，大大缓和了东汉初年的社会矛盾。汉代君主还采纳儒家德主刑辅之义，对法律有所改良，几乎每位君主在位期间都有大赦的记录。汉宣帝显扬孝道，除首匿之法，“令子匿父母孙匿大父母皆勿坐”〔100〕。 章帝依照王者生杀宜顺时气的儒家观点，规定“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101〕，体现了汉律与儒学文化相揉合的历史特色。
其五，儒学教育对汉代君主的影响，还表现在君主依据经义条文处置具体政事，这就是唐殊曾指出的，“夫汉家以经义断事，每有大议论、大狱讼，辄引经义以决之”〔102〕。以《公羊春秋》决事为例， 汉武帝时“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ｚｈｕāｎ＠⒁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103〕。这是以经义决狱。再如五凤年间匈奴内乱，汉廷大臣多主张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萧望之据《春秋》晋国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事，引《公羊》“君子大其不伐丧”之义，主张“宜辅其微弱救其灾患”， “此德之盛也”〔104〕。宣帝基于儒家政治道义和谋略上的考虑，从其议，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这是以经义定大议论。类似这样援引《春秋》之义处理政事的，两汉书中不下数十例。
下面再来看君主援经义附会缘饰政事的行为模式。这首先涉及到儒学与汉代君主政治之间关系的实质。不少论者认为，“从皇帝到百官的汉代统治者，都以儒家思想作为最高的指导思想，作为一切行动和言论的最高准则”。实际并不尽然，在汉代君主稽古礼文，尊儒习经事实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政治实用理性的思维态度和文化取向，循此方能揭出汉家历代君主的心传。
所谓实用理性，它依据的价值是一种直接功利性的需要，与道德理性相去甚远。儒家经典的教育熏陶，并没有也不可能使儒家价值全部内化为君主的政治信念，在专制体制下思想信条的约束力又是有限度的。两汉历史表明，汉代君主理论行为和施政实践的真正最高准则，并非儒家思想，而是皇权和皇朝的直接利益和根本利益。所谓循经义施政的实质，则取决于儒经之义与君主之利的一致和重合；当儒家理想主义的治道主张与之发生偏离和矛盾时，君主无疑是从皇权直接利益出发，权衡现实利害施政，儒家经义便只剩下装璜门面的附会缘饰功能了。
例如，西汉时哀帝以定陶王身份立为太子入继大统，遂欲晋封其祖母定陶太后和其母丁姬为皇太后和皇后，受到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等大臣的反对，认为既不合儒家“尊无二上”之义，亦悖汉制传统。哀帝先后册免了朝廷三公，于建平二年下诏晋封尊号，诏书公然引《公羊春秋》“母以子贵”之义〔105〕， 为自己的僭礼之举标榜以冠冕堂皇的根据。
更有甚者，儒学被君主用来缘饰腐败政治乃至借以诛除大臣。仍以哀帝为例，他专宠董贤，“欲侯之而未有所据”。后就篡改东平王谋反案件的检举人署名，“更言因董贤以闻”，妄为加功以封侯，遭丞相王嘉上封事阻谏。但数月后仍下诏封之，诏书还切责“公卿股肱未能消厌未萌”，“赖宗宙之灵，董贤等发觉以闻”。随后征引经义：“《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贤为高安侯”〔106〕。如此封侯， 似乎就顺理成章了。再如成帝绥和二年，“时＠⒂惑守心”，郎贲丽据灾变“言大臣宜当之”。成帝乃召见丞相翟方进，“又赐策责让”，“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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