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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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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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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进即日自杀”〔107〕。 实则因为翟方进与谋立皇后的淳于长交往密切，绥和元年淳于长坐大逆罪名被诛，“上以方进大臣为之隐讳”，未便株连。次年遂据天象异常，用儒家灾异说为借口逼杀之。儒学讲灾异，并没有诛大臣以佑护天子的谬说，《中庸》君主“治国九经”之论中，有两经讲的是“敬大臣”、“体群臣”。成帝精于儒学，却奉儒为术，诛除大臣欲强主威，于此可见君主习儒的末流之弊了。
当儒家治道与皇权利益发生冲突矛盾时，君主能作出的迁就和接受的约束是相当有限的，甚至索性抛却缘饰模式，一意孤行。比较典型的如“笼盐铁”引起的争议，儒臣据儒家理想力争，激烈的批评从武帝时延续到昭帝时的盐铁会议上，但西汉君主对盐铁之利的垄断却几乎没有放弃过。由此看来，儒家思想只是维系王朝统治的工具而已，君主只是要求臣民奉儒学为最高准则，而自己却保留了选择上充分的自由度。宣帝通明经义，却留下“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108 〕的箴言，说明汉代君主施政并未完全拘泥于儒学原则。治国之道的多样化，在汉代许多君主身上均有体现。如宣帝精通《春秋》谷梁学，主持过石渠阁经学会议，但又“好观《申子》君臣篇”〔109〕，“任用法律，不甚用儒”〔110〕。光武帝尊儒是出名的，但他同时又倡导谶纬， 除“讲诵经书”外，“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111〕。后又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抬到经学之上。桓谭因抵制谶纬，几遭杀身之祸。
六
最后再看看汉代君主在多大程度上采纳和践履了儒学的君道。
儒家重君道，从先秦经典到汉儒著述都有大量的理论说教。儒学塑造了理想化的五帝三王典范形象，把圣王之道置于儒家道德系统的最高层次。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要求人君“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是指理政治世必先修身，“政者正也”，“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112〕《礼记》进而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正心修身的“八目”和修身、尊贤等“治国九经”。董仲舒强调君主应“固守其德，以附其民”，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113〕，使君主道德教育落实到切实可行的一般规范。
毋庸否认，透过对儒经君道思想的研习浸染，汉代君主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潜移默化，造就出一些君主的懿言嘉行和贤明形象。在根据历代《孝传》成书的《二十四孝》中，记载文帝悉心侍奉患病的母亲，甚至“目不交睫，衣不解带”，亲尝苦口之药，三年而未尝懈怠。以帝王之尊有如此孝行，实属难能可贵。在勤政方面，宣帝堪称典范，宣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又明于用人之道，“及拜剌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114〕。再如章帝之宽仁亦流誉后世，他在位13 年中，多次减免民赋，除惨酷之科五十余条，“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与诸侯王亦相安克谐，“群后德让”，后宫称治。范晔赞曰：“谓之长者，不亦宜乎！”〔115〕是难得的一位有儒德的好皇帝。 有鉴于此，赵翼认为汉治近古，即使到“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116〕。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政与秦政分野的关键， 也就在于儒家政治传统对君主行为无形的浸润和制约。
当然，儒学说教说到底只是一种传统和道德力量的约束，对于至高无上的专制皇权缺乏真正切实有力的制衡机制，尽管每人所处的时段和素质有差异，但不同程度的腐败几乎成为大多数汉代君主的逻辑归宿。从总体上看，汉代君主在君道践履上值得称道者实为有限。相反，在循经由道的标榜之下，却表现为言与行的分裂，悖离君道理想者比比皆是，即便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亦未能免亡秦之讥。其宫廷生活极尽骄奢铺张之能事，又尤敬鬼神之祀，广召方术祀神求仙，夏侯胜曾指斥他“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无德泽于民”〔117〕。 好儒雅的成帝亦是淫侈之君，专门为宠妃赵飞燕造昭阳宫，给自己前后建了两座陵墓，耗时十五年，“费拟骊山”，“平时好为微行，斗鸡走马长安中”〔118〕。耽于淫逸，不修政事，大权旁落外戚王氏之手。 凡此都远远超出了儒家等级制度和思想所认可的特权范围。明帝通晓儒学孝悌友于之义，却屡兴大狱，广陵王荆、楚王英和淮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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