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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无法终极的归隐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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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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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之士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是，籍何以独得于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现。”叶氏以阮籍为“小人”，并宜“杖死”，态度不可谓不偏激。今天有不少观点是缘此而来的，如顾农《阮籍的政治态度及其作品》一文认为“高平陵之变(249)以后，司马氏掌握了实权，魏晋禅代的机运已在酝酿之中，从此阮籍与司马氏合作，长期担任要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的四言《咏怀诗》是写来歌颂司马氏的。司马昭对阮籍非常之照顾宽容，允许他保持嗜酒荒放的名士作风。”又如韩理洲《“不贰忠臣论”是误解阮籍(咏怀)诗的总根源》结合史实对传统的阮籍是曹魏不贰忠臣的观点进行具体的批驳。笔者更倾向于孙明君的观点：“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对于阮籍而言，不能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方法来划清他的内心深处的政治界线，跳出一层来看，阮籍对整个的既包括曹魏集团也包括司马氏集团的现实政治都是深怀不满的。因此他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既有源于两大集团的压力，也有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压力。
而这种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与不安又源于其固有的社会良知与个体生命意识之间的冲突。就文化心态而言，阮籍既反叛传统，又依恋传统。就个体意识而言，阮籍既心忧自己，也关怀社会。在阮籍的意识领域中，既存在自我与超我、本我的矛盾，也存在超我之间与本我之间各要素的矛盾。超我的矛盾是道统、学统与政统之间的矛盾。在传统知识分子(尤其儒家知识分子)看来。道统重于学统，学统重于政统，当现实政治有悖于道统与学统时，知识分子便会被良知唤醒并与之争斗。曹魏虽不是理想的君主与社会，而司马氏篡权的虚伪与屠杀的残暴却更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不耻。因此嵇康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司马氏集团公然决裂，三千送行的太学生无疑也在心底里向往着伟人嵇康的批判事业，但现实的政治毕竟太无情意，在一时之间名士减半的政治恐怖里，生存的本能不断地撞击着士人们颤抖的心灵，冲击着自我意识的防线。古往今来，自愿走上刑场的人毕竟不多，便是嵇康自己平日里也非常羡慕阮籍的不露喜愠，他服药的嗜好原本也寄遇着长生的厚望，只是良知的力量与果决的性格将其求生的本能撞了回去，但清醒的自我意识还是让他告诫儿子不必象自己那样为人处事。阮籍也与嵇康一样在很多文章中倡导针对司马氏的“超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与“无君”的思想，而且在行动上落实了“任自然”的主张——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放达。他其实是要用放达而又率真的行为来嘲弄这是非颠倒的社会，但他这些行为所要表达的思想又是极为深隐的，更何况在言语表达上他又表现出与行为的放达相反的极至一至慎。因为言语表达能更加直接地显露内心的感情，所以他每每“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有时干脆以喝酒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免使自己因言语而闯祸，从为了拒绝司马氏的求婚与应对钟会试探的六十天的大醉中，我们看到的实在不是什么风流倜傥、自由快活的阮籍，而是苦闷悲愁、履冰心焦的阮籍。穷途痛哭的举动更是这种心境的表征。原因就在于伴随着汉末儒学的衰微，庄老抬头，士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一方面对苦乐哀愁等情感的感受更加敏锐，另一方面求生的本能日益被激活，而阮籍相对优柔的性格与忍耐的气质又让他成为了时代转变、思想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心灵冲突最为厉害并因此备受煎熬的典型。他在其诗赋中屡屡提到首阳二老，是因为他也想避乱隐居，但现实政治又不容他隐居，他也想象伯夷一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孟子·公孙丑上》)，但求生的本能又使他不敢奢求伯夷的气节。所以他把自己日夜向往的偶像也批评了一通。就这样，社会现实与社会良知与个体生命意识之间的矛盾造成了阮籍无望而望，望而无望的无路隋绪与至慎而又放达的行为矛盾。
阮籍的无望不是毫无意义的纯粹彻底的绝望，至少他本人意识到了生命的悲剧性。对生命悲剧性的深切体察需要强大的理性精神，也需要惊人的忍辱能力。阮籍的忍辱而生尽管不及嵇康慷慨赴死震憾人心，但阮籍也要因此人背上沉重的良知、人性与情感的重担，在心灵的煎熬中阮籍追寻着超越困窘现实的胜境，尽管这种追寻最终没有结果，他却以刻下他追寻足迹的诗歌向后来者如陶渊明等指明了方向。而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本身也以其光芒烛照了那个黑暗阴冷的时代。这正是我们能够在阮诗沉重的哀感中所能读到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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