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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再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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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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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比，其对人性的论述，显然又深入了一个层次：其已经着眼于天命与性善的统一，而(3)，则仅仅看到了人性之天命超越性，而对于人性的价值意义并无洞见，更不用说天命与性善的关系问题了。由此不难看出，《乐记》的人性论是对《性自命出》和《中庸》人性论的进一步发展、推进，其已经致力于天命与性善的统一，而这可以说是预示了《孟子》人性论的可能发展方向。
《孟子》性论的主要特点是致力于天命与性善的统一。孟子旗帜鲜明的提出性善的主张，而其论证的特点是以心善言性善。侧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端之心，不仅仅是实然的经验层面的心，而且是超越了任何功利的本心之当下的呈现，如“怵惕恻隐之心”之产生，完全是良心的当下命令，超越了任何个人的、功利的色彩：“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此“四心”是善的，还因为其是仁、义、礼、智四种德性的端芽，而仁、义、礼、智四性又上连着天命：“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我固有之也”，反映了其是天赋之本性。而且孟子在上述这句话后所引的《诗经·大雅·蒸民》中的话“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显然是对仁义礼智四性的天命来源的进一步证明。总之，在《孟子》的性论中，一方面人性之善是本于天命，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进路而上达于天命，天命与人性在此实现了高度的融合、统一。而在其他一些论性的地方，《乐记》与《孟子》也有相通之处。如《乐记》中关于“德者，性之端也”的论述，就与孟子的“四端”说很有联系。如前所述，《乐记》关于“德者，性之端也”的论述，把性与德联系起来，而“德”是道德、德性之义，这显然昭示了《乐记》性论的性质，即性善论的倾向。而《孟子》以仁义礼智四种德性言性善，很明显，是对《乐记》上述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总之，《乐记》的人性论，如将其放在儒家性善论的形成过程中来考察，应该可以这样定位：对《性自命出》、《中庸》人性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下开《孟子》的性善论。
综上所述，尽管关于《乐记》人性论的性质问题在学界有所争论，即性善论和“性有善有恶”论之争论，但究其实质，这种争论实际上主要是源于人们对“性”字的不同理解，而《乐记》本身对“性”也有不同层面的论述，因此更加助长了这种争论。笔者以为，认为《乐记》的性论是“性有善有恶”论的论者，其主要是基于对《乐记》中“性”的情气化理解，而这样一种理解是根本不可能把握住《乐记》性论的深刻内涵的，只有将其置于儒家性论的形成过程中来考察，才能达成上述目标。 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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