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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是上述的亲自搜集原始资料，另一方面，他还注意搜集有价值的“次料”，这样的“次料”以日、俄为重，这与其重视日、俄史有关。原来日本外交最守秘密；外务省所发表的文件亦极少。研究日本外交的人与其向日本政府出版品中找材料，不如多注意于日本私人的文集和传记。因此蒋氏对一些日本要人的文书信札非常留意。而由于近代帝俄对中国西北疯狂经略，因此蒋氏也将不少精力投向俄国，对俄人的回忆录、著作及史学家披露的重要信息等予以关注。如《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附录之一即为“资料评述”，共提及西文史料十二部，其中大多是俄文史料，而蒋氏在文中引用的俄人著作远不止于此。又如利用俄国史学家罗曼诺夫(Romanov)的著作《帝俄与满洲》一书，考察俄国与满洲的关系。再如其利用苏俄外交官伯沙达甫斯奇(Bessedovskv)在英国出版的回忆录《一个苏俄外交官的披露》一书中的史料撰写了《鲍罗廷时代之苏俄远东政策》一文，蒋氏在中方史料阙如的情况下，根据俄国史料，勾勒出民国十五、十六年苏俄鲍罗廷时代之远东政策的大致轮廓。
综上所述，蒋廷黻从史料评论人手，辅以近代史料搜集法，不仅从理论上阐发了外交史料评价及编撰的四字标准，同时在实践上编成了《补遗》及《辑要》两部史料专著，卷帙浩大，编审精详，成为近代外交文献汇编中的代表作，为后来外交史研究发展成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奠定了初基。 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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