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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统帅湘军的道德践履与人格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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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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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进行的。 二是自省。反躬自省的道德修养，曾国藩在做京官时就狠下了一番功夫。与人有隙，不管是友人、仆人还是家人，他都是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都是反省自己。到了统帅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时候，更是把反省精神推及治国平天下。对于处理湘军与地方的关系，曾国藩总是告诫部下。军队要主动。如他告诫蒋学凝说：“地方官挟嫌构衅。在所不免，然军营每至各县，其初须力禁骚扰，其继须奖借官民。若既不禁骚扰，又不能奖借，而反苛责之，怨詈之，则官民之责我骂我。百倍于军中之责彼骂彼。”(《曾国藩全集》第13卷第300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而最能体现曾国藩自责精神的。还是他处理江西巡抚与他争厘金的事。
湘军是一支自筹军饷与太平天国作战的部队，曾国藩曾几次言及。湘军不难及筹兵而难在筹饷。曾国藩客位虚悬的艰难主要也是难在筹饷。他与地方的矛盾主要也是因为筹饷引起的。咸丰十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客位虚悬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但由于长年战争，满目疮痍，军饷的筹措仍十分困难。到同治元年围攻天京时，曾国藩所统湘军已达12万，每月食米需5万多石，而这时米价昂贵，每石米银价已在白银3万两之外。曾国藩筹措军饷十分焦急。但就在这时，却发生了江西巡抚沈葆桢与他争厘金的事。
同治元年十月，沈葆桢奏准截留江西漕折银5万两，又将九江的关洋税截留。而这时湘军已发生因无饷溃逃的事。同治二年，沈葆桢再次截留江西厘金，而这时正是攻破金陵前两个月的关键时刻。而“营中竟有食粥度日者”(《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13页)曾国藩担心因缺饷哗变而功亏一篑，万不得已才上《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饷摺》，在摺中列举了沈葆桢截留江西厘金不当的三条理由：
1、江西军饷状况优于湘军，江西发八成，湘军只发四成；江西欠饷五个月。湘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
2、按权属，巡抚应由总督节制；按事属，厘金应由总督直接主持。
3、按情状，在军事危急之际，同寅应患难相恤，有无相济。
沈葆桢与曾国藩争厘金。完全是沈葆桢不顾情理、恃才做上引起的，曾国藩没有过错。即使是这样，曾国藩仍然反省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急躁。在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和十八日的日记中他描述自己的焦急心情后内省道：“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下功夫，故不能不动心”；“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理，而鄙怀忿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三是自悔。曾国藩被湘人称为“乡圣”，但它到底不是圣贤。他虽然待人宽厚。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有过头的时候，如他几次参奏李元度。人非圣贤，敦能无过?一个道德修养高深、道德践履踏实的人与一般人的区别。不在于有无过错，而在于对于过错的态度。曾国藩对于参奏李元度之悔，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他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恕的道德原则的践履。
曾国藩曾三次参奏李元度。第一次是咸丰十年的徽州之失，因曾国藩的参奏，李元度被革职微宁地太广道之职。革职后，李元度不经请示，径自回乡招募了一支千多人的队伍。取名叫“安越军”。咸丰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军援鄂有功，经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奏请，赏还按察使原衔；旋入江西有功，经巡抚敏科奏请加赏布政使衔；这年九月，因浙江巡抚王有龄许诺官升藩司，李元度不顾胡林翼劝阻，改换门庭，投向王有龄，同治元年正月得补浙江盐运使兼布政使。二月又擢升浙江按察使。就在李元度擢授浙江按察使的上谕发出后的第十九天即二月二日，曾国藩第二次参奏李元度虚报战功、援浙不力，结果使从厄运中解脱、苏复的李元度再罹恶运。被革除新授的官职交左宗棠差遣。这年的五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参奏“私行远扬”的陈由立和贪生怕死、扰乱地方的总兵郑魁士的同时，参奏李元度和郑魁士一样。都是薄有时名、轻于去就。
曾国藩参奏李元度失之过严，有违恕道。首先，李元度并非一个朝秦暮楚、背信弃义之人，他之所以投向王有龄，是因为他急于走出厄运。不是对曾国藩情感上的背叛，这从后来他与曾国藩交往以及为曾国藩所作的挽联可以看出。其次，李元度有功于曾国藩和湘军，这正如曾国藩在“三不忘”中所育，在曾国藩的几次困境中。李元度都给了他可贵的支持。再次，带兵非李元度所长，但咸丰十年强之带勇的正是曾国藩自己，徽州失守曾国藩也难辞其咎。第四，李元度虽然措军不当，但守徽州身先士卒，“身卧城头，竭力堵御”，绝非贪生怕死、弃城逃命的郑魁士之流。
对于那样严厉参奏李元度特别是把他与陈由立、郑魁士一同参奏。曾国藩后来十分后悔。随着地位的越来越显赫，这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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