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曾国荃是著名的湘军将领，他自1852年开始，与乃兄曾国藩一道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然而，他在治军、为官、处世、教子等方面却有过人之处。长期以来，由于资料匮乏，史学界对曾国荃军事思想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本文不揣简陋，在阅读最新出版的《曾国荃全集》的基础上，拟从他的建军、治军方面探讨其军事思想的内涵。

　　关键词： 曾国荃；建军；治军
　　
　　曾国荃（1824—1890），著名的湘军将领。1852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浪潮波及湖南，曾国荃开始在湘乡兴办团练，由此开始其军旅生涯。1853年，他协助曾国藩在长沙编练新军，并“为文正（曾国藩谥号——引者）画三十二策，无不效。文正是以知其能用兵也。”[1]1856年，太平军将领石达开进攻江西，曾国藩被困南昌，形势危急。曾国荃为解燃眉之急，在长沙募勇，组建吉字营救援江西，屡战皆捷。1858年，在江西筑长围围攻太平军，攻克吉安，因“功”授知府加道员衔。1859年，曾国荃率兵援剿景德镇，三战三捷，擢升道员。1861年，大破集贤关，克安庆，以“功”加布政使衔，记名按察使。1862年，曾国荃率勇进军金陵，驻扎城外雨花台。曾国藩以孤军深入、兵力薄弱为虑，屡次下令退军。曾国荃却认为：“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2]他加固粮道，增设要隘营垒，并结合水师，全力出击，终解围。此时，曾国藩和其他湘军将领均认为应乘胜撤围，退保芜湖，曾国荃又力排众议云：“贼（诬指太平军，下同——引者）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向荣——引者）、和公（和春——引者）正以退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何芜湖之能保？况贼乌合无纪律，岂可见其众而自怯？”[3]坚持不能退兵。历时两年多，终克天京，活捉忠王李秀成。曾国荃也因“功”受封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少保衔。1866年，曾国荃又奉命剿捻，成为捻军最危险的敌人。1884年，曾国荃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法国军队入侵东南沿海。曾国荃整顿海防，增添兵船、水雷等新式武器。可谓防边有策，助战有功，使沿江军民六年相安无事，撑起东南半壁河山。1890年，曾国荃死于两江总督任上，赐谥忠襄，追赠太子太傅。李鸿章送挽联称他：“易名兼胡、左两公，十六言天语殊褒，恩数更惊棠棣并；伤逝与彭、杨一岁，二三子辈流向尽，英才尤痛竹林贤。”[4]清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中评议曰：“中兴拨乱，忠襄之勋烂焉。”[5]我们认为，这些说法虽有过誉之处，但对于这样一位晚清重臣，湘军重要将领之一的曾国荃，对其军事思想，大有研究之必要。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建军思想、治军思想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建军思想
　　
　　（一）严格招募标准
　　鉴于清廷正规军绿营、八旗兵缺乏战斗力，不堪任用。曾国荃继其兄国藩之后，行军打仗多亲募勇丁。关于募兵原则，他坚持兵在精不在多，“所谓征兵满万，不如招募三千之良耳。”[6]关于招募标准，他提出以下几条：
　　 其一，宜多招湘人，兼募当地兵勇。其理由是：“昔年粤逆倡乱，克复城池，歼除首逆，皆赖湘军之力。近日收复新疆全域，湘军又居首功，是湘勇得力之明效大验也。”[7]但他并没有囿于曾国藩无论何地打仗，必回湖南招募的观点。而是结合战争需要，因地制宜。除多募湘勇之外，他还主张征募当地兵勇。因为当地兵勇“本此邦所产之材，而办此邦之事，形势既熟于胸中，人心亦易于联结。其有裨于客兵、有益于地方者，良非浅鲜。”[8]他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为抵御法国侵略东南沿海，就曾针对广东民风强悍的情况，提出不用客兵，改为招募当地英勇善战之人，组成兵团，守卫边防。这就跳出了其兄募兵仅用湘勇的地域局限。
　　 其二，宜招乡村朴实之人，杜绝油头滑面之辈。曾国荃认为，“其余各属之人，非油头滑面有市井气，即染衙门积习”，而乡村之人多朴实善良，吃苦耐劳，能适应艰苦的作战环境。因此招募乡村之人实属“梓里釜底抽薪之策也”。
　　 其三，宜招年轻力壮之人，“多选少年有力耐劳之士”。曾国荃在山西剿捻期间，针对山西气候寒冷、多崇山峻岭的特点，他在募兵时指出：“行营打仗，全仗年富力强、气力精壮，倘或已过三十岁，则难耐山西之寒及登山逾岭之苦。惟祝多选少年有力耐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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