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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曾国荃的建军治军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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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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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主张“不及者仰而企之，过者俯而裁之”，“弃其短而用其长。”[19]如部属郑绍忠，固可独当一面，“然勇有余而谋或尚不甚优裕”；邓安邦善于联络东莞、新安之人心，“其精细有余而精力近觉不如少壮之时”。对于这样的人，曾氏认为应“节而取之，均属一时之俊。”[20]他还在家书中向其兄建议曰：“方今之世，无钱不算穷，无人可用乃是真穷，祈兄刻刻留心，广为储蓄。所求不必其全，但闻其一节之可用，则取其一节，久之集腋自可以成裘。”[21]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曾国荃为其兄推荐了大量可用之才，亦为自己网罗了一批将才。这些人对曾氏兄弟镇压太平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千儆百诫，以摄其心志”
曾国荃治军崇尚法治，严明军纪。1861年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弟前面陈治军之要诀，以用少御众者，惟一严字。”所谓“严”即指严明法令。惟法令昭彰，“无论文武人，无论智愚，莫不顾之而生畏。诚虑一朝失势，不遂其所欲，不便其所私，故不得不勉强循轨以为之耳。”[22]因此，他为部队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规定行军打仗“第一禁奸淫，其次禁掳掠。”[23]并结合当时吸食鸦片之风日盛的情况，补充不准吸食鸦片的规定。他并没有只停留在口头上，实际操作中遇有违规者，曾氏即实行军法处置，严惩不贷。1863年，营将郭松林置严禁部勇娶妇之规定于不顾，私自置五妾，且偷用营中口粮。哨官朱怡如法炮制，私藏女子。曾氏得悉此情后，立刻撤除郭松林营。追缴其亏空的口粮，朱怡亦被驱逐出队。又严令再有私自偷粮、娶妇者，一律格杀勿论。他言出必行，将不惜以身试法的一亲兵、一散勇统统斩杀，使部队纪律为之一肃。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荃以法治军的思想，较之于事后用法，更注重事前警告、教育。他声称：“所谓严者，不可待事后之行法，而在事前之要约。三令五申，以授其机宜；千儆百诫，以摄其心志。将领畏大帅之严法甚于畏贼，则必相索戒其部下，咸知惧而协以谋贼，自然士气百倍，无不以一当十矣。”曾氏的事前警告、教育主要包括：防骄、防怠、防僭分，因为骄矜、懈怠、僭分皆因“不畏上之法令”所致 。所以身为统帅必须平时“易宽以严”“以威严摄服其心志” [24]，才能做到防微杜渐，避免出现触犯法令的情况。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期间，将领鲍超因“战果”颇丰，渐生骄意。曾国荃去信建议曾国藩多劝诫鲍超，以免他因骄生怠，不留心战事。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分寄《爱民歌》等书册给各军，以此加强对士兵的约束。
（三）“裁旧更新”，“去腐生新”
曾国荃认为，治理军队贵在“气象常新，一兵得一兵之用”。不能“使稍有暮气，致蹈从前绿营积习。”[25]且“凡事皆创造者难，收拾现成者易。惟办军营之事，去腐生新，终不易洗涤旧染之污，与其为收拾现成之难而罔济，则毋宁为创造之反较易而有功也。”[26]他总结其治军经验云：“若悉仍旧有之军而用之，则饷益欠而无所底止，兵益疲而难期振作。”[27]暮气沉沉的军队不但徒费粮饷，且不利于振作士气。湖北提督汪长贵率领的四营勇丁，长期驻扎襄、樊一带，均已暮气沉沉。面对这样的军队，曾氏指斥道：“难期所向有功，若不裁旧更新，选将任使，徒有防守要地之名，而无坚强可靠之实。”[28]力主裁撤不力勇丁，招募新军。曾国荃的这种去腐生新的治军思想，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军队出现各种类似绿营、八旗的积弊，使军队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四） “日事操练”，“熟能生巧”
战争的胜利并不完全取决于人多势众，只有武艺精湛、训练有素，才能确保战争的最终胜利。曾国荃治军最重训练，他说：“凡阵法之纵横、口号之整齐、枪炮之准则、测量之精细，皆须日事操练，庶几熟能生巧。”每次接见统领、管带，他都“无不以此诰诫而申儆之” [29]。他反对临阵磨枪，认为训练贵在平时坚持。即使处在和平阶段也要居安思危，坚持训练，方能造就一支劲旅，以备他日临警之用。1889年，他在《复陈南洋办防已有头绪疏》中奏道：“窃思趁此闲暇之时，居安不可忘危，必畏危而后得安；患在不豫定谋，必谋定乃可无患。及今赶紧训练，俾成劲旅，欲保东南数省财赋之区，莫良于此。”[30]军事训练的内容不外乎步法队列、个人素质、技能等项。曾氏最重步法队列训练，认为步法是军事训练的基本功。遇到敌情如不能保持队形严整，后果将不堪设想。只有平时多训练阵法，讲求步伐止齐之法，方能成有制之师。他强调，“部伍必须整齐也。操演阵法，固有步伐之节、止齐之规，不可稍紊。即拔营行师，亦须各归各队，鱼贯而行，庶为有制之师。”[31]他不仅注重本国传统技能训练，还聘请洋人为教习，引进西人操练之法。1883年，江南筹防局延聘英国总兵罗威富勒部列来华教授水雷技艺。合同期满后，曾国荃鉴于该员精通水雷，教导有方，上奏朝廷继续留任洋教习在华教导。以求中国水雷技术精益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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