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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曾国荃的建军治军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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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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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斯得之矣。文帮办、武护哨，亦宜择年力壮强能行路、能骑马者为要。”根据战争的实际需要，选择年轻力壮之人为勇，有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其四，宜招不染恶习之人，禁绝吸食鸦片之人为勇。曾国荃目睹绿营、八旗沾染鸦片恶习者日众，深知鸦片对军人危害甚深，“若吸食洋烟，则气力必减，懒惰必惯。无事既行路恐后，有事又安望其奋勇争先乎？此勇丁吸食洋烟为军营所大忌也。”因此要求招募勇丁时必须严格挑选，以不食鸦片为首要条件。他规定：“营中自管带、帮带、哨官以至散勇，均宜先严此选。至于长夫、伙勇，一营之军装、食用皆资其挑负，所关匪轻，亦宜一律遴选。”不招沾有恶习之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所招军人的质量。
（二）适时调整兵种建设重点
兵种常规上可分为步兵、骑兵、水师等。兵种不同，其所适用作战范围亦有所区别。因此，不同时期作战对象不同，曾国荃的兵种建设侧重点也因时因地发生变化。1852年至1864年主要是同太平军作战，太平军活动范围多为高地、城市和悬崖峭壁，适宜步兵作战，此一时期，曾氏组建部队时注重步兵建设。1866年至1867年为剿捻时期，针对捻军骑兵发达、善于冲锋陷阵的特点，曾氏很重视骑兵队伍的建设。他曾提到：“接仗固需步兵，冲锋先资马队”，所以“马、步必须兼用也”。1878年，曾国荃在山西剿捻时，考虑到山西某些“旷野平原非马队不足以资驰骋”[9]，建议部属刘连捷招募勇丁时，广为收录善于骑射之人。并将招募的新勇，抽出部分专门组建马队，使骑兵力量大为加强。弥补了步兵不善冲锋的缺陷，在剿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80年至1890年，俄、法等外国侵略者加紧侵略我国沿边、沿海地区。曾国荃意识到水师在海防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开始加大水师建设力度。鉴于清军水师规模不大、兵力单薄、设备落后的现状，曾国荃曾呼吁加强水师装备。面对多次裁撤长江水师的诏令，曾氏设法抵制。并于1887年上奏《裁减长江水师利少害多疏》，力陈水师只宜加强不宜裁减的理由。1890年9月，曾国荃又在南京创设江南水师学堂，培养水师人才。曾国荃根据各个时期不同需要，适时调整兵种建设重点的思想，是值得重视的。
（三）发挥武器的重要作用
军队能取得胜利，不仅在于兵力众多，而且与武器装备状况有很大关系。曾国荃在同外国侵略者多次交战的实践中，认识到西人之所以能占上风，“全恃船坚炮利以称雄，非有异术也”，而清军落后的武器装备必然会影响战斗力，但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自以为船坚，自以为炮利”，那就犯了“不知己又不知彼” [10]的大忌，其危险性自不待言，故而主张修船添炮、采购水雷等先进武器，不惜巨资修造坚厚兵船，不重其多，只重其精，“炮位则宜求其极大，军火则宜求其极精”。拥有锐利的武器，再“一心倚重知兵之员，遴选能战之将”，方能“足以制敌，而不为敌所制。”[11]曾国荃既看到了武器的重要性，又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
（四）重视筹饷、屯田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曾国荃领兵多年深刻体会到粮饷对军队建设的作用。
关于饷项，曾国荃认为，“军事之利钝，恒视饷事之盈绌为转移。”[12]“饷项宽裕则不患兵不强。”[13]因为防守、练兵、购买武器、犒赏三军等均需巨饷。至于解决饷项办法主要有：裁撤冗杂勇丁，节省饷源；动员绅耆士民捐款筹集；整顿军务，改革厘金局、总粮台等供应机构，开源节流；截留盐铁等税收以解燃眉之急；发展地方经济，军队实行屯田，自筹饷需；筹措无方时，不惜借款充饷。
关于屯田，曾氏认为，“驻兵以足食为要。善谋国者，用兵屯耕，其所食即食其所耕。”[14]“开办屯田，查勘荒地，分别垦种，扼要屯防，既可借兵力以卫民，复可得屯粮而节饷，是诚安边靖寇之至计，而亦寓兵于农之良法也。”[15]曾氏重视屯田的做法，既有助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就地解决军队给养问题；又可巩固边防，缓和边疆危机的局面。可谓一举两得。
二、治军思想
（一）“治兵之道，首重选将”
曾国荃非常重视选将，他指出，“治兵之道，首重选将。”[16]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全靠将领审时度势。在曾氏看来，如果将领统军不力，就会出现“有守御之名，无整军之实，安静之时多费饷项，寇至之时每难抵挡”。“冗兵日增而月饷日绌，悬欠益巨。”[17]至于选将的标准，曾氏认为，古语所谓“千兵易得，一将难求”，所论极是。他提出，“选将必求善战善守之人，方免流弊。”[18]作战勇猛、果敢有为的记名提督袁九皋；素有韬略、能征善战的记名提督陈凤楼；智勇双全、精通战术的记名提督余光德，均被曾氏上奏遴保为将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曾氏用人亦不拘一格，主张选将不必求全责备。他认为，“人之性情有勇怯之殊，技艺亦有长短之不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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