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晚唐至北宋初期的枢密使制度，近二三十年来有不少研究成果，对于枢密院之机构沿革、职权运作乃至长官任用资格，对于宋代中书、枢密的相互制约，都有详尽的讨论 [２] 。论者通常指出，枢密院为典兵之所，而宋代乃多以文臣为长贰 [３] 。自北宋中期，即认定这一作法为太祖、太宗朝的创设，视之为“祖宗成规” [４] 。尽管就发展趋势而言，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宋初的实际状况，比人们以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要厘清北宋前期政治格局及制度设施的发展轨迹，不能不把我们关注的时段放长；而且，尽管新王朝的建立为制度更革提供了契机，却并不意味着全新制度的开始。历史上官僚政治制度的建设、存在与发展，事实上是与统治者的政治行为相关的、多种因素交错互动的社会过程；制度本身是处于不断调整建构之中的。把握制度运作更革过程中的阶段性环节，即成为我们认识该制度的关键所在。

本文所特别关注的，是“机要之司”枢密院逐步解脱其作为皇帝近密私属性质的过程。从帝王任用宦官掌机要，一变而任用亲信僚属，再变而为主要任用文臣，虽然反复错综而非直线发展，却基本上反映出这一机构逐渐由内廷向外朝转变的路径。本文希望通过对于晚唐以来枢密院职能性质的演变以及宋初枢密院长官人选背景的分析，探索该机构性质在北宋初年次第转变的曲折轨迹。

一

枢密使制度的形成，有一过程 [５] 。宦官掌机要，既是唐代后期政治运作中酿成的重大问题，也是开元天宝以来中枢决策、实施体制变化的产物 [６] 。宦官专权所侵夺的主要是南衙宰相之职权；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够持续百年之久，既是由于内廷枢务处理体制发生了变化，也是由于从根本上来说，其背后有皇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以宦官掌机要，是皇帝任用密迩“家奴”以制约外朝之努力的组成部分。就一般情形而言，当时的宦官对于皇帝虽跋扈又依附，皇帝对于宦官既戒惧亦倚赖；只是在双方矛盾激化的情形下，才势如水火而互不相容。
天复元年（901）正月，唐昭宗亲遭废立之余，乘成功擒杀“四贵”之机，宣布革除以往“宰臣延英奏事，枢密使侍侧，争论纷然……挠权乱政”的状况，但也不过下令“俟宰臣奏事毕，方得升殿承受公事” [７] ；并且当即任命了新的枢密使。当时，尽管宰相崔胤、陆扆曾上言反对“中官典兵”，建议由自己兼主左右神策军，他们却并未建议由外官执掌枢密。这正是由枢密使沟通宫禁内外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朱温强行缴夺了宦官长期把持的军事、机要权。天祐元年（904），枢密使一职，命其“亲吏”蒋玄晖担当。是为外朝臣僚担任此职之始。这一转变在当时之所以可能实现，是权力中心已经发生了转移的结果。次年蒋玄晖得罪后，继之短暂“知枢密”的王殷，亦为朱温亲随。其后一度废枢密使不置。

五代时期，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转，以军机要事为中心；枢密使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通常由具有实际军政斗争经验而又获知于主子、受到器重的武将或文吏担当。这些人大多是辅佐皇帝夺取政权的心腹亲信；其职任性质，仍然属于供职于皇帝身边的“内职” [８] 。

后梁置崇政院。据《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开平元年（907）四月辛未条，以宣武掌书记、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宣于宰相。

在解释“崇政院”设置时，不少记载直接称之为“即枢密院”，但这一改动，并非简单的名称更易。这一机构的职权被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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