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枢密使制度而言，北宋初年呈现出多向错综的状况：一方面，其亲近内属性质仍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着作用，与帝王关系的密迩，使其事实上居于“备肘腋之变”的核心位置；而从其人选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对于宰相任用之注重位望风采，掌枢密者仍以帝王私人亲信为主。另一方面，宋初又继承五代后期的趋势，制止了枢密权力的持续扩张，有效地将其控制在与中书门下“对举大政”的合理范围之内；与此同时，逐渐完成了枢密院长官人选自皇帝私属旧僚向外朝官员的过渡。五代时期枢密院气势凌厉的上升势头，经过北宋初期的职权调整之后便不复存在了。

自五代至北宋前期，枢密使副与宣徽使副、三司使副乃至翰林学士，皆有“内职”之称。这些职任皆非正式外廷宰属，从这一意义上讲，它们是对应于外廷的“内职”。但这些职任与皇帝的密迩程度以及其职能性质，实际上各不相同。北宋初年枢密院长官的任用状况，明显地体现出这一机构在当时所具有的机要近密之特殊性质 [７８] ，也反映出枢密自近侍助手转而成为外廷首脑的曲折历程。

就枢密院长贰的任用而言，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是文资与武资关系问题，即研究者通常注意到的“以文制武”的发展趋势问题。这一趋势在周世宗、宋太祖时期已经开始明朗化；而“以文制武”格局事实上的形成，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这既与“守内虚外”“防范奸邪”方略的确立有关，也是士大夫阶层成长的结果。与此相关的另一层面，是更多地任用亲随抑或更多考虑人选资质的问题。这两个层面的转变事实上错落交织，而后一转变过程发展得相对迟缓。太宗后期开始有意识地以文臣参与典枢密（尽管仍有反复），这一趋势在真宗中期以后得到充分的发展。而随着新的官僚群体的成长，随着自然淘汰的进程，重用旧部亲随的作法逐渐淡出。如果说文臣典枢密是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那么，这一“家法”并非定型于太祖太宗之时，而显然是在王朝的巩固发展过程中逐渐塑成的。 [７９]

[１] 本文经王曾瑜、罗文、黄宽重、陈峰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２] 有关唐代枢密使的研究，有雷家骥《唐枢密使的创置与早期职掌》（载《中正大学学报》四卷一期，1993年10月）等。有关五代枢密院的研究，有佐伯富《五代における枢密使につぃて》（载《史窗》46号，1989年），苏基朗《五代的枢密院》（载《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有关宋代枢密院制度的研究，有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相关部分等；而内容最为全面细密的，当属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一书。

[３] 例如《宋枢密院制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李璜序。

[４] 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丁亥条；又，《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六《百官门·宰执上》，庞籍《上仁宗论狄青为枢密使》注文。

[５] 对于“枢密使”之称谓正式出现的时间，学界已有不少讨论，兹不赘。

[６] 参见雷家骥：《唐枢密使的创置与早期职掌》，《中正大学学报》四卷一期，1993年10月； 刘后滨：《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

[７] 《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正月丙午条

[８] 《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

[９] 《旧五代史》卷十八《敬翔传》。

[１０]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天福四年四月甲申条。

[１１] 《旧五代史》卷七二《张居翰传》

[１２] 参见李鸿宾：《五代枢密使（院）研究》，《文献》1989年2期，页101。

[１３]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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