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段话中我们也看到，“知崇政院事”居于禁中，其职掌是：一，在皇帝身边参与机要事务的决策；二，在禁中的君主与外廷的宰相之间内外沟通。该职并不直接指挥朝政，仍然具有“内职”性质；但它不再由“内臣中使”担当，而是由皇帝亲信文吏或武臣担任——衔接这一转变两端的是其“亲随”实质。当时的“知崇政院事”敬翔，即自视为“朱氏老奴” [９] 。这一职任以外臣而掌内廷机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过渡的性质，被视为皇帝的“私人”，显然尚未完成向外廷中枢机构首脑的转化。

北宋前中期，欧阳修、宋敏求、沈括等人都曾在史馆中见到过后梁时期的《宣底》，从中可窥得当时中书与崇政院关系之一斑。

《新五代史》卷二四《郭崇韬安重诲传论》：

予读《梁宣底》，见敬翔、李振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见时而事当上决者，与其被旨而有所复请者，则具记事而入，因崇政使闻，得旨则复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枢密之职，盖出纳之任也；唐常以宦者为之，至梁戒其祸，始更用士人。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于外也。至崇韬、重诲为之，始复唐枢密之名，然权侔于宰相矣。后世因之，遂分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枢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职也。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故事》解释“宣底”含义说：

予按唐故事，中书舍人职掌诏诰，皆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

从“行密命”到“领政事”，后唐时期的枢密院，职权明显扩张。《五代会要》卷二四《枢密使》说：“后唐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依旧为枢密院。”其实，所谓“依旧”者，只是名称而已。从中唐枢密之设，到后梁崇政院、后唐枢密院，其职责自出纳帝命而非法干政，再到参预谋议、“专行密命”，复至分领军国大政。名称的改易恢复背后，是实际职权的不断变化。

高承《事物纪原》卷四《枢密》条引《君臣政要》云：

后唐庄宗始用郭崇韬分中书兵房置枢密院，与宰相分秉朝政。

这一措置，并非简单的府属调动。这一说法也提示我们，后唐枢密院不是直接承接后梁崇政院而来，而是建立于职能机构调整基础之上的。晚唐至后梁，宰相机构中书门下事实上已经无法操纵军政事务；至此，兵房自中书正式分离，保证了军事机要权的集中统一。枢密院有了整备的专属部门，职能扩大，成为正式的外朝机构，并且明显侵夺着宰相职权。枢密使权力进入其最盛期。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说：

梁太祖以来，军国大政，天子多与崇政、枢密使议，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 [１０]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五“郭崇韬安重诲皆枢密兼节度”条中也对比道：

唐时侍中、中书令不轻授，而同三品、同平章事即为宰相。若五代，则又必以兼枢密者方为有相权；如豆卢革辈，但有相名耳。

后唐同光时，庄宗曾任用宦官张居翰为枢密使，与郭崇韬对掌机务；郭崇韬被杀后，又补宦官李绍宏充枢密使，反映出枢密使任用人选问题上的反复。而张居翰“每于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颜免过而已” [１１] ；李绍宏尽管当庄宗时曾“每为庇护”李嗣源，在嗣源即位为帝后，却改任亲随安重诲与孔循为枢密使。此后，枢密使由外官充任的做法，才算稳定下来 [１２] 。这不仅与“人主”个人的抉择倾向有关，亦与时代压力下发生的机构性质变化有关。

后唐明宗时，因为“帝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枢密使）安重诲读之。” [１３] 显然，此时枢密使的职权范围统揽甚广而不止限于军事事务。而这种权力鼎盛的局面，一方面要求枢密使本身具备较强的素质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招致帝王的疑忌，思有以控御之。

晋高祖于天福四年（939）废枢密院，而“以印付中书，院事皆委宰相分判” [１４] ；然而，当时事任格局未改，宰相以“在中书守历代成规” [１５] 为己任，“勋臣近习不知大体，习于故事，每欲复之” [１６] 。天福七年高祖去世不久，宰臣冯道等人即上表于少帝，“请依旧置枢密使”。表文中说：

窃以枢密使创自前朝，置诸近侍，其来已久，所便尤多。……所愿各归职分，岂敢苟避繁难。伏请依旧置枢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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