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丁酉条载：

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

对于当时的边机形势，对于王继英其人，真宗都并非不了解。皇帝对宰相们的这番嘱咐，使人隐约感到他对主管军旅的枢密院长官处置边事的能力似乎信心不足。

是年闰九月，契丹大举南下，宰相寇准建议真宗北上亲征，而参知政事王钦若、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南逃避敌。在此关键时刻，看不到枢密使王继英的态度。在其后的北进过程中，军事亦多经寇准处分。《续资治通鉴长编》在王继英出任枢密使之后一年（景德元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记事中，王继英仅四见，或被命或进奏之事务，一系翰林医官除授事，一系告发雷有终事，另两件系次补或检放禁军及将校事，皆与边事戎机无直接关联。至于其本传中语焉不详地称“从幸澶州，契丹请和，诹访经略，继英预焉”，很可能不过是委宛曲宥而已。

王继英这种表现，并不妨碍他继续担当枢密使一职。他在任两年半，直至去世。真宗“临哭久之”，并且对宰相们说：“继英久在左右，小心畏谨，奄忽沦逝，良可念也。” [６５] 前有王显，后有王继英，这样的人被皇帝选中掌领枢密，而且备极荣宠，其中的真实原因耐人寻味。

四

从建隆到景德，北宋初期的九位正任枢密使，除赵普、石熙载二人外，皆系武资；而且，独任枢密使时间最长（达八年之久）的王显，亦系武资。而自淳化二年初设知枢密院事，至景德三年王钦若、陈尧叟出任该职之前，五位知枢全部都是武资。

不过，如果我们将枢密院长贰群体纳入视野，则可以看到，宋太祖时期，枢密院长贰基本是文武兼用。同时在任的长贰皆系武资的，只有两段期间，即李崇矩与王仁赡同任使副时期（乾德二年初至四年底）、曹彬与楚昭辅同任使副时期（开宝九年二月至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底）。自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以后，除极短暂时间（如太平兴国八年九、十月间）外，即再无武资包揽的状况，或签署、或同知、或副使、或使，其中总有文资在。

当然，即使是对于武资官的任用，宋初也有了不同于五代时期的特点，这使我们看到，在统治者的心目中，所谓“武官”并非无所差异的整体。此时的枢密使很少再任用曾经亲率重兵的“武臣宿将”担任。开宝九年（976）二月太祖任命的曹彬，虽因一向恭谨清慎，能“在枢府凡八年”，但太宗是年十月即位后，马上安排原枢密副使楚昭辅与曹彬同任枢密使；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始，又有太宗心腹臣僚石熙载先是签署枢密院事，继而副使，再迁枢使，从旁牵制。即便如此，曹彬仍然因为“得士众心”被太宗猜疑而终至去职。太宗能够放心使用的武资枢密，主要是其藩邸亲信。

对于曾率军旅者的疑忌决非太宗一朝偶见。仁宗景祐三年（1036），王德用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孔道辅上言，“谓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皇祐四年（1052）中，宋廷赏破侬智高之功，任狄青为枢密副使。左司谏贾黯反对说：

国初武臣宿将，扶建大业，平定列国，有忠勋者不可胜数，然未有起兵伍登帷幄者。

他继而列举了五项“不可”的理由：

四裔闻之，有轻中国心，不可一也；小人无知，闻风倾动，翕然向之，撼摇人心，不可二也；朝廷大臣，将耻与为伍，不可三也；不守祖宗之成规，而自比五季衰乱之政，不可四也；青虽才勇，未闻有破敌功，失驾驭之术，乖劝赏之法，不可五也。 [６６]

当贾黯说到“祖宗之成规”时，他并没有进一步加以阐发，或许他认为其内容所指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他心目中的所思所想，恐怕不是太祖、太宗任用亲随的不成文原则。

梁天锡先生《宋枢密院制度》一书，在讲到《宋枢密院之产生及其作用》时，有“以文驭武与重文轻武”子目，其中“统计两宋任枢密长贰凡七百二十四员次，得各朝文武之员次及其比例”为：两宋十八朝枢密长贰中，文资659，占91%；武资65，占9%。而其中，在太祖朝的10员次中，文资4，占40%；武资6，占60%。太宗朝35员次，文资21，占60%；武资14，占40%。真宗朝44员次，文资29,占66%；武资15,占34%。 [６７]

从上引统计数字中，我们看到，太宗时期正处于文资臣僚典枢密比例上升的关键阶段。而如果我们用是否曾系太宗“亲随”“旧部”这一区分标准来重新为当时的枢密院长贰归类，那么，呈现出来的，是另一种比例关系，而我们从中得到的感受也将颇有不同：在当时的19名长贰之中，与太宗有藩邸渊源关系的，有石熙载、王显、柴禹锡、杨守一、张逊、赵镕6人，似仅居1/3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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