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点，可以自宋初诸位枢密使的除授制书中看出一些迹象。

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建隆三年（962）十月辛丑条，任赵普为枢密使之制书中说道：“王者端居九重，驭朽敢忘于大业；躬决万务，坐筹思得于良臣”；进而勉励赵普：“尔其佐佑冲人，缉熙庶绩，无忝股肱之寄，勉伸帷幄之谋。往其钦哉，服我光宠。”两年之后，在赵普拜相的制书中，又称赞他“洎赞枢机之务，屡陈帷幄之谋。” [２７] 同日，李崇矩拜枢密使，制书中也要求他“参予帷幄之谋，罄尔弥纶之效。” [２８]

太平兴国六年（981）任命石熙载为枢密使的制书中，开篇即称“文昌之设，益重于六官；温室之任，聿参于万务”；并且说“职兹宥密，以奉论思。” [２９] 所谓“文昌”、“温室”，实际上都是指汉代以来相对于“外朝”而言的“中朝”。将枢密比作“文昌”、“温室”，其中的寓意是十分清楚的。这种借喻，在当时并非偶见，因而不能理解为行词学士误用典故。

《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己亥“王显枢密使”条载其除拜制书曰：

汉以尚书平章奏议，魏以中书参掌机密。邦国之务，率系于枢衡；军旅之谋，多出于帷幄。授受之际，厥惟艰哉！具官王显，器量恢宏，襟灵秀拔。尝事藩邸，备极公忠；累践荣班，遂膺显用。……

将枢密使的职责与汉之尚书、魏之中书相提并论，正反映出在时人心目中，这一职任特殊的“中朝”“密迩”性质。正因为如此，宋初安排在这一职任之上的官员，不论文武，或系帝王“故旧”，或系“纯诚谨厚”之人。所谓“萧曹故人”，“尝事藩邸，备极公忠”者，成为选任范围中的主要对象。

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枢密院的长官选用乃至其机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淳化元年（990）十二月，采纳左正言谢泌建议，“自今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覆奏而后行。”从此成为定制 [３０] 。这一决定，使得中书、枢密、三司的职能分工（或曰分割）明确化。这一方面使枢密院的执掌确定了范围因而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其表述方式也使我们注意到，枢密院所负责的事务，仍然被称之为“机事”。事实上，枢密院既以处理“机事”为主，其近迩私密程度尽管随官僚机制的健全而逐渐有所淡化，将其视为“密勿之地”的认识，却一直延续到后世。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王钦若、陈尧叟并拜枢密使，制书中既称“任总枢机，事兼军国”，又说“密勿之地，事机颇烦” [３１] 。直至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周必大除枢密使制中，也还沿袭用典，说“雅积经纶之望，进毗密勿之谟” [３２] 。

三

与枢密院自“中朝”向“外朝”转化过程相应的，是枢密院长官选用原则的调整。宋太祖、太宗朝，与后人通常的理解不同，并没有最终确立以文臣任枢密的制度；或许可以说，以文臣任枢密的趋势，是自太宗后期开始明显的。而宋初对于枢密使的任用原则，其实仍然是文资武资兼用，而以亲随为主。当时战事相对频仍，这自然是枢密院长官中武资官员较多的原因之一；但仅仅指出这一点，尚未能够点透问题的关键。

太祖时期的五位枢密使中，魏仁浦、吴廷祚系原后周枢密使。其中魏仁浦为刀笔吏出身；吴廷祚 “少颇读书，事周祖，为亲校” [３３] ， 出自武资。

太祖亲擢的三位枢密使，即赵普、李崇矩、曹彬。其中，赵普自太祖“潜龙”之时即与其结成的密切关系自不必说，建隆三年（962）任命他作枢密使的制书中即称：“俾膺重任，用奖元勋”；制书指出了赵普的识见与才能，更突出了对于“萧曹故人”“佐命元勋”的“畴庸” [３４] 。李崇矩后周时亦“与太祖同府厚善” [３５] 。只有曹彬，当后周时，“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尝造门” [３６] 。

太祖时期的几位枢密副使中，李处耘，原系“太祖帐下都押牙” [３７] ；王仁赡，当后周时“太祖素知其名，请于世宗，以隶帐下” [３８] ；沈义伦，“太祖辟在幕府” [３９] ；楚昭辅，“事太祖，隶麾下，以才干称” [４０] 。可以说个个是太祖称帝之前的亲随。而在这些枢密使、副使之中，真正称得上属于文资的，其实只有赵普和沈义伦。

太宗时期的枢密院长官，名称屡有变易，既有使、副使，又有知院事、同知院事，还有签署、同签署。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和同知枢密院事开始交错设置 [４１] 。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担任枢密使者位望较前朝有所降低相关。尽管官称与其“资格”有关，但究其选任倾向，仍然不在于“资”而重在于“亲”。

在当时的枢密院长官中，很少真正历经战阵、懂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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