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蕃戎寇边，河决近郡，机务烦急，朝夕咨访，显无谋略，不任职，太宗切责之。显再拜谢过，遂有是命。

制文事实上指出了枢密使之规定职责所在。令人诧异的是，乏善可陈的王显居然能够占据这一职任达八年之久。这位久于其任的枢密使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反转来揭示出这一职任的实际性质。

太宗时曾任枢密副使者，有石熙载、柴禹锡、王显、弥德超、王沔、张宏、赵昌言、张齐贤、张逊、温仲舒、寇准等人。其中，石熙载如前所述，是太宗潜邸宾佐。柴禹锡原系“晋邸给事”，“藩府旧僚”；因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 [５１] 。弥德超与王显一样，曾经“给事太宗于藩邸”，此时因侦伺臣僚而“骤被委遇” [５２] ；在罢免他的制书中，提到了任用他的原因：

朕昔在藩府，尝齿中涓。洎入纂于丕图，亦累迁于近职；录其尺寸之效，升于宥密之司。 [５３]

这种典型状况，是很具代表性的。张逊受到重用，也是因为“太宗在藩邸，（逊）得隶帐下，及即位，遂擢用焉。” [５４]

此外，在签署枢密院事的行列中，杨守一虽然“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但仍属武资 [５５] ，他被提拔的真正原因是：“初为晋邸涓人，太宗即位，遂擢用之” [５６] ；知枢密院事赵镕被任用的背景之一，也是曾经“以刀笔事太宗于藩邸”，“委质晋邸，以勤谨被眷” [５７] 。

在帝制时代，帝王重用私人亲信、“潜邸”旧僚本不可避免。赵宋自然不会例外。但宋初与其后诸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承五代之后，太祖太宗直至真宗前期信用的旧僚以原幕职系统的武资僚属居多。这些人与后世为皇子选择的辅导师傅截然不同，他们通常不是由于自己的才业、学识入选，而主要是凭藉治事经验特别是对于皇帝个人的竭忠、由于其比较容易控制而被委任的。这在当时尚非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可以说是自然合理的选择。

淳化以后枢密院机构性质的变化，促使其长官任用原则逐步发生变化。亲随近密之不适应，日益凸现出来；但戒惧之心极盛的太宗并没有马上放弃信用故旧的原则。淳化二年九月王显被罢，其后枢密使空阙达六年之久。而在此期间被任用为枢密院首长的张逊、柴禹锡、赵镕，仍然是太宗早年的亲从。不过，枢密院辅贰序列之中，出自科举的文臣已经站住了脚跟。

至道三年（997）太宗去世前，留下的枢密院长贰班底为：赵镕知枢密院事，向敏中、钱若水、李惟清同知枢密院事。其中，赵镕是太宗藩邸旧僚，李惟清“以俗吏进” [５８] ，向敏中、钱若水则分别是太平兴国及淳化进士。

宋真宗即位后，罢赵镕 [５９] 、李惟清；首用六十七岁高龄的曹彬任枢密使，而以向敏中、夏侯峤副之。这种以武资官出任枢密院首长，而以文资副之的格局，一直持续到景德末年，也就是赵宋王朝建立近五十年之际。

曹彬除枢密使的制文中开篇即云：

朕夤恭守位，寤寐求贤，逖怀三代之英，用济万几之务。咨诹旧德，夹辅皇家。 [６０]

对于这一人事安排，真宗显然是很动过一番脑筋的。他曾经阐明自己的考虑说：

近密之司，典领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谨厚者处之，乃可镇静而责成。彬以耆旧冠枢衡之首，敏中及峤佽助之，兵机边要，有所望矣。 [６１]

真宗不比太祖、太宗，他初即位，需要借助于“素有名望”且“端亮谨厚”的重臣为其典领“近密之司”。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中接着解释说，“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而“峤仕藩府最旧，故首加擢用焉”。首长为“耆旧”，两位辅贰一个有谋略，一个是襄邸密僚，三人共掌机要，应该说是构成互补的“理想”组合。

此时的枢密院，掌管“兵机边要”的职责已经比较明确；但其“近密之司”的性质却没有改变。咸平二年，曹彬去世后，“谋略非长”的王显再度出任枢密使 [６２] ；当时的制书中称“图任旧人，冀成元化” [６３] 。

继王显之后担任枢密院长官的，是知枢密院事周莹与王继英。据《宋史》卷二六八《周莹传》，“太宗潜邸时，莹得给事左右”；咸平三年（1000）知枢密院事。周莹“庸懦不智”，“居枢近，无他谋略，及莅军旅，历藩镇，功业无大过人者”。

景德元年（1004）八月，以原宣徽南院使、知枢密院事王继英为枢密使。时值契丹纵游骑南下剽掠，但作为武资官的王继英被提拔的真正原因却并不在于历经战阵。他“少从赵普给笔札”，“真宗在藩邸，选为导吏兼内知客事”，《宋史》卷二六八其本传中称之为“趋走左右者”。他与周莹同知枢密院事，“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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