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２] 《宋史》卷二六八《王显传》。

[６３] 《宋宰辅编年录》卷三，咸平二年七月己丑条。

[６４]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八月己未条。

[６５]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二，真宗景德三年二月丁亥条。

[６６]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丁亥条；又，《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六《百官门·宰执上》，庞籍《上仁宗论狄青为枢密使》注文

[６７] 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页12—13，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

[６８] 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五《枢府》

[６９] 《宋宰辅编年录》卷二，雍熙四年四月癸巳“张宏罢枢密副使，赵昌言枢密副使”条下说：“时河朔用兵，张宏循默备位，无所建明；而御史中丞赵昌言数上北边利害，故两易之。群臣皆竦动云。”

[７０] 出身、经历及素质各不相同的这两类人如何磨合互补，在当时构成实际的问题。例如枢密副使知院事张逊、枢密副使同知院事寇准“每奏事，颇相矛盾”，导致淳化四年六月同日罢免。见《宋宰辅编年录》卷二。

[７１] 所谓“对持”，需要考虑到两层含义：一是中书、枢密官署各自独立，长官不互兼；二是机构职掌独立，各有辖领，互相制约补充。似不宜将其理解为对峙平行而互不交叉。参见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其渊源”， 杭州大学《宋史研究集刊》第二集，《探索》杂志增刊，1988年。

[７２] 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其渊源”， 杭州大学《宋史研究集刊》第二集，页56，1988年。

[７３] 《唐宋法制史研究》页21，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７４] 所谓“内朝”“中朝”与“外朝”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古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者们关注的中心论题之一。郑学檬先生在其《五代十国史研究》中指出，应该“从汉魏以来一个个内廷要职变为外廷即政府要职的规律”，去理解五代的枢密使权力膨胀问题；见该书页34,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苏基朗先生《五代的枢密院》中，即贯穿着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张邦炜先生在《宋代皇亲与政治》一书中，也专门讨论到“宋代是否形成‘内朝’”的问题；见该书《导言》与《余论》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７５] 这里所谓“内廷”“外廷”，是就其职任性质而言，而不是指其官署位置在禁中与否。

[７６] 《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

[７７] 这种缺陷，从根本上限制着这批近密者取代外朝宰相职能的可能性。

[７８] 飞永久撰有《五代枢密使的侧近性》一文（载《长大史学》一期，1958年），惜未得见。

[７９] 限于篇幅，原附“北宋前三朝枢密院长官简表”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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